問題是這種「強有力的組織領導」急不來，而當時又形勢逼人。該「民主」還是該「集權」？這就是八九民運在組織過程中最深刻的矛盾。急於自上而下建立最高統一領導機構的典型是吾爾開希的做法。比如在四二一貼張大字報宣佈師大自治會的成立，「簽名：主席吾爾開希」；同樣【以上第299頁】的大字報複印了貼在三十多個院校，祗是改為「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同樣的「簽名：臨時主席吾爾開希」。這是一年後開希向法國學者的自述，還自豪地說「當時就我一個光桿司令」。劉燕、沈彤和常勁在巴黎會議上都異口同聲地見證「開希的主席是自封的」。之後他便不斷為自己製造新聞形象，私自召開各種「個人記者招待會」。更不顧高聯的反對擅自發起絕食，絕食後卻向閻明復打保票「一定能將同學撤出廣場」。高聯常委因其僭越而讓梁二取代他在高聯的位置，但開希端端靠了媒體所造成的「北高聯主席」的形象，繼續發揮「學運領袖」的作用，以至於五二二喊撤被「罷免」時，他根本沒有任何職務﹗被「罷免」後，開希一度低落，但在劉曉波的鼓動下，又在五二七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急切要做運動最高的「人民發言人」，他自認能勝任的理由竟然是「我最有知名度，也最有個人魅力」﹗…… (64memo祖國萬歲´89)
顯然，這種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有違民主原則，而代表性與合法性恰恰是這場「民主」運動中同學們非常強調的。這也就是八九民運中的上層組織懸空，遇到內部實力派的挑戰時只能甘居「協調機構」而不能發揮統一領導的根源。而這些自上而下的漏洞又給自下而上的組織的集權帶來方便，廣場上的指揮部便是這種典型(另文詳述)。結果，無論北高聯、絕食團指揮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還是廣場指揮部，都不名正言順：高聯無力指揮全北京的學運，首聯也不能對首都的民運作決議，而絕食團與廣場指揮部領導的實際上並不限於絕食同學或廣場人員，而成為整個運動的實際核心。所謂運動的最高統一領導機構，有此名義的則沒有實力，有實力的卻又無這一名義，而兩邊又沒能通力合作，這才是八九民運組織上的根本教訓。【以上第300頁】 (六四檔案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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