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史
陳小雅
19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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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這次游行,外電也給予了相當熱烈的反映。香港《明報》四月二八日有一篇社評《可喜 "四二七運動"》說︰"將來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八九民運〕稱為`四二七運動',与一九一九年的【以上第170頁】`五四運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并列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折點。"這篇社評還說︰"這四次運動有許多相同之處。首先,它們發生的地點都在北京。其次,它們的主要參加者都是大專院校學生。[一九]再其次,它們的本質都是愛國運動。而最要緊的是,它們都是由一种深切的憂患意識,甚至可說緊迫的危机感所促成。"它說,四。二七大游行"使中國的政局豁然開朗,透出希望的光芒。"在后來知識界公開站到前台的日子里,包遵信也在各种場合主張對"四。二七"大書特書,指出它是一個"划時代"事件;五月下旬,首都各界聯 (64檔案´89)

  席會議的《關于時局的十點聲明》,甚至建議把這一天作為中國的"民主節"。
  持樂觀態度的人們認為,"八九風波"因為四。二七大游行的出現,一場可怕的危机一變而為一個可喜的轉机。但是,也有不容樂觀的聲音存在。四月二七日,路透社發表一位六○年代曾在中國工作過的西方外交官的評論說︰這次學生抗議的結果很可能只是稍有收斂而不是驟變。"中共在拖延時間,就象他們對待經濟問題──通貨膨脹──以及腐敗現象的做法一樣。他們對這些問題沒有采取什么措施。中國是反對驟然行動的。"香港虎報四月二八日的一篇評論說,"當局昨天的容忍只能被認為是一個奇跡。"而"無畏的人需要的不僅僅是一次奇跡"。 (64memo祖國萬歲´89)
  這些議論提醒了人們,昨日的胜利,在及大程度上是以政府的"寬容"為前提的。其中當然也有"鴿派"的作用。但這种"寬容"并不表示它突然間受到民情的感動或是民主思想的啟迪。正如毛澤東早就諄諄告誡全党所說,一個事物的本質是很難改變的,你"刺激它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而在四月二七日,它的態度是与警力不足,無責任政府,及体制內的离心离德分不開的。而這些現象,也可能為下一次專制极權行動鋪平道路。【以上第171頁】 (64memo.com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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