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 我在八九學運期間的五次失誤
戴晴
1999年6月2日
  

﹒編者插圖。戴晴上街遊行支持學生反對戒嚴遭呵斥


編者按

  戴晴在“六四”十週年時說的話﹐同她幾年前的回憶差異已經很大了﹐與其八九年時的作為﹐就更是南轅北轍。

  真不想多說什麼了﹐這裡引用幾段史料﹕

  鄭義﹕“五月十五日,游行一結束,我便立刻趕回賓館,通知人參加明日的新聞發布會。電話打到戴晴家,她竟然勃然大怒﹕「叫我去支持學生﹖我不去﹗……鄭義,你想幹什麼﹖你們想一下就跨十步……。我不參加﹗」口氣之決絕,令人大吃一驚。我萬沒料到寫《王實味與〈野百合花〉》的人是這種態度,忍著火解釋這不算十步,最多算一、兩步……她不聽了,砰地挂上電話。後來才明白是昨日她組織的「十二學者天安門廣場勸降」〔學生語〕被學生噓了,一些學者還說她騙了他們。看來我是撞到她火頭上了。”〔《歷史的一部分》台北﹕萬象﹐1993.3﹐頁50〕 (64memo.com/89)

  戴晴﹕五一四之後,“聽說鄭義說,‘我和戴晴在電話塈n了一架’,蘇煒說,‘我也同她吵了’”(戴晴《悲劇的力量》頁64)
  


    蘇煒﹕五月十四日晚十一點過,李洪林從天安門廣場的人潮中擠了出來,喃喃地說﹕“戴晴那樣說很不好,她不應該把學生當小孩一樣的哄,她說的那番代表我們十二人的話,也并不是大家早先商量好的。這個事情這樣一弄僵,往後這個中間斡旋的角色是誰也沒法當了。”蘇煒答道﹕“同學們如果一旦認定,這些知識分子是政府派來做工作的,往後我們就很難在廣場上說話了。”(蘇煒,<十二學者上天安門>。《民主中國》92.6,頁81。) (64檔案-89)

  于浩成﹕“《中國六四真相》裡講的是包括筆者在內的十二名學者、作家在戴晴倡議下主動提出願意去做勸導學生的工作。而事實卻是戴晴當時對我們講閻明復主動邀請我們去做此項工作。筆者惟恐年紀大了記憶有誤,查閱了一下本人當天的日記,上面明確寫道:“中央統戰部閻明復希望我們對學生做些工作,考慮到趙紫陽和他(指閻)的努力應予支持,乃去陶然亭國務院信訪接待室(大會堂居然不提供場所)同學生代表見面談話”。  何以同一件事有不同說法呢,看來是戴晴從中做了手腳,她為了促成此事,便對閻說我們願意去,同時又對我們說,是閻希望我們去。她耍這樣的小手腕後來又有更精彩的表演,當我們在學生代表們簇擁下來到天安門廣場時,戴晴並未同來,而是留在中央統戰部向閻明復提出:為了打破僵局,趙紫陽、李鵬應該來與廣場上的學生見面。但閻表示:如果學生不再附加任何條件,不討價還價,紫陽、李鵬會考慮與廣大同學見面,戴晴來到廣場後即向廣大學生提出:要求他們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條件是趙紫陽、李鵬會來看望他們。戴晴這樣做完全沒有與其他十一個學者、作家商量,僅僅以趙、李會來看望為條件換取絕食學生暫時撤離出廣場,與原來十二人一致協議並鄭重簽名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吁》中所提出的條件相差甚遠,其為絕食學生所拒絕是毫不意外的。我們當時懷著受騙上當不滿情緒撤出了廣場。”(于浩成﹕“五四以來中國最偉大的革命群眾運動”﹐2001年5月18日。) (六四檔案´89)

  戴晴﹕“五月下旬,我還是經不住朋友連勸帶損,參加了兩次游行。”(戴晴《悲劇的力量》頁69)

  香港記者﹕戴晴的尷尬處境﹕五二二知識界游行時,戴晴“顯得有些落寞”,還聽她說“蘇煒已疏遠我”。她打著“首都知識界”的大旗,卻被游行總指揮、《強國夢》的作者趙瑜呵斥離開。〔《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增訂版)》,1989.12增訂版。P254〕

  鄭義﹕“二十二日,知識界又舉行了一次全市規模的大游行。總指揮仍然是我和趙瑜。這天參加游行的總人數仍然保持在百萬人左右。你〔北明〕看到了一個花絮鏡頭﹕知識界兩支隊伍相遇於天安門前,戴晴從隊伍中走出來,到舉著「知識界」大構幅的旗手跟前要接那巨大的旗。趙瑜見狀,揮著手說了些什麼,沒讓她舉旗。後來趙瑜對我說起,頗為憤憤﹕「這種人,見形勢又好了,全上街了,又來搶大旗﹗我把她趕回去了,我說﹕戴晴,回到你的隊伍堨h﹗」趙瑜是個火爆脾氣,太頂真。而且,多次游行中,并無人有搶鏡頭意識。”〔《歷史的一部分》頁93〕 (64memo.com-1989)

  這些稀奇古怪的行為﹐戴晴在“六四”十週年時﹐已經徹底忘卻了。於是﹐我們看到﹐她已經可以去反思自己的“五次失誤”了。


    有人稱戴晴為﹕獨立知識分子。


封從德      1/29/2003 12:31:00 PM


我在八九學運期間的五次失誤

戴晴


  "六四"到現在十年過去了。以今天來看十年前,我,作為一名北京市民,一名有著一定知名度和一定社會聯繫的專欄作家【異】,有不少應當反省之處。起碼,我能回憶起在運動中我有這樣的五次失誤: (64檔案-2004)

  第一次,是四月二十九日。在統戰部的一次茶會之後,我同一名激進的學者一道,開始起草一封"給中共中央的賀信"【異】,祝賀當局在"四月二十七日第一次明智地沒有以武力對付抗議的民眾。"但是這封信沒有寫完,也沒有發出。現在回想起來,這種以有限度的抗爭向強權爭取本來屬於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做法,能夠向願意以妥協來維持改革局面的官員送去正向的信息。但是我們卻失去了這個機會。事實上,當時政府中的溫和派,一次次打破歷史慣例、極為艱難地嘗試著採取另外一種態度、一種更符合現代社會治理方式的態度處理局面時,幾乎沒有從抗議者的一方得到任何正面的回應。所以,當時是強硬派一直站在一邊看笑話,看溫和派白忙而一無所獲。 (64memo.com-89)

  第二次失誤,是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時,我到師範大學去,看見剛剛出發的絕食抗議隊伍。如果我足夠勇敢、足夠自信、並具有足夠的責任感,本應走到學生中間,提醒他們,那時的局面絕不是沒有了其他可供選擇的方式。我更應該提醒他們,共產黨在歷史上從來不珍視人民的生命。在四九年之後的和平時期,遭到鎮壓、清肅、監禁、流放,以及在強迫推行的政策之下餓死、鬥死、暴死的人,不下三千萬。在八十年代初,北京人民大學學生遊行的時候,一位八九年仍然在世並且具有極大政治權力的元老就曾經說過:學生子不聽話,一個機槍連就解決了。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八九年中強硬派為了爭奪黨內權勢,並不在乎死人。 (64memo.com - 1989)

  第三次,是五月十四日,在爭取到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明確表態,不乾預當時著名的自由派言論在黨所控制的報紙上發表之後,作為編輯與記者,我把當時名聲最響亮的十一名學者作家請到我當時工作的《光明日報》編輯部,安排發表一組他們的言論。後來,在廣場上的絕食抗議的領袖要求我們到同學們那堸腔U說工作時,我沒有堅持留下來監督這一組珍貴文章的發排,而是跟著大家擁向廣場"救急"去了【反】。我本來應該認識到,如果他們的言論能在第二天見報,會是一九四二年以來,對黨控制言論的一次最有意義的突破。 (六四檔案-1989)

  第四點我應該反省的是,早在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那天,我就已經從可靠渠道得到消息,共產黨打算將所謂"四個堅持"從《憲法》中拿出來【異】放入自己的《黨章》。改革派的這種打算,將是中國在隨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塈齔膜H權與法制的基礎。但是,由於擔心向我透露消息的官員受到懲辦,我一直不敢將這個消息公諸於眾。 (64memo中華富強 - 89)

  第五,在五月十九日深夜,當我在北大讀書的女兒跑出去攔軍車的時候,我立即追出去把她截了回來【異】。我當時對她說的是:"你以為如果軍車停下來是你攔的結果嗎?你知不知道什麼是軍隊?它是武裝的政治集團!它停下來,是因為駕駛它的司機得到了停的命令。"如果我當時能把我的這些基本常識告訴更多的百姓,或許會減少一些長安街上的傷亡。(1999-06-02) (64檔案 - 2004)

  (作者簡介:戴晴,80年代後期著名記者。因其李先念養女的特殊身份,89學運中試圖充當絕食學生和體制內改革派之間溝通的橋梁。未獲成功。6•4鎮壓後失去自由,關在秦城監獄。現為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威爾遜中心訪問學者。)


64memo.com - 2005

http://www.64memo.com/b5/7850.htm

戴晴,「戴晴: 我在八九學運期間的五次失誤」,見 浴火鳳凰 http://members.lycos.co.uk/sixiang001/author/D/DaiQing/DaiQing039.txt,1999年6月2日。


lastModified: 1/31/2003 11:46:00 PM

相關資料

  • 網路圖片﹕戴晴上街遊行支持學生反對戒嚴遭呵斥﹐1989年5月22日。
  • 北大博士生﹕北大博士生反對戴晴﹐1989年5月14日23時。
  • 戴晴﹕戴晴: 我在八九學運期間的五次失誤﹐1999年6月2日。
  • 美國之音﹕戴晴陳小雅談六四﹐2000年。
  • 馬蘭﹕為了忘卻的紀念--龔小夏戴晴vs柴玲﹐1995年9月。
  • 胡楠﹕戴晴: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1991年8月1日。
  • 朱高秋﹕戴晴答問錄--對沈彤回國的看法/方勵之/“四個父親”﹐2003年10月28日。
  • 戴晴﹕也談春夏之交﹐1993年1月。
  • 戴晴﹕我的四個共產黨父親﹐1990年4月。
  • 晨海﹕戴晴先吃掉了自己的良心?--斥“天安門事件並非民主運動”謬論﹐2004年4月21日。
  • 侯一謙﹕自由主義的兩個特徵--戴晴《我的入獄》讀後感﹐1992年2月1日。
  • 戴晴﹕戴晴在美國之音評李慎之﹐2003年4月25日。
  • 戴晴﹕聰明伶俐童玩土--看李祿傳記電影《移山》﹐1994年9月。
  • 馬悲鳴﹕誰與國安談過話--我給戴晴打了個電話﹐2000年7月1日。
  • 戴晴﹕戴晴在美演講:天安門事件並非民主運動﹐200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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