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與國安談過話馬悲鳴
久未回國﹐對國內的事多來自海外中文媒介的傳播﹐真假難辯。又正值網上大軍多次圍剿﹐不得已“戰略轉移”﹐“萬里長竄”回了趟中國﹐飽看了一通國內興廢。
回到國內﹐先去銀行取了些零用錢。忽然想到﹐我出國前曾留在家裡一張兩百余元的活期存折﹐隨ぴ年深日久﹐找不到了。那時我的工資是大學畢業轉正後的五十六元人民幣。兩百余元不是個小數﹐少說是我四個月的工資。於是我問銀行工作人員﹐是否能幫忙查找一下。營業員說除非你能提供準確的信息﹐否則無從查找。因為那是在計算機數據庫建立之前的舊帳﹐無法僅從姓名和住址中查出。我只好自認倒霉。 (Memoir Tiananmen-1989)
國內銀行不對數據庫建立之前的公民存款負責。而在我出國的時候﹐不但不曾發放過個人身分證﹐連城市改革都未開始。由銀行的數據庫類推﹐國內安全部門的檔案數據庫也是在我出國以後很久才建立的﹐想必我的檔案也不該在內。
我給戴晴打了個電話﹐想簡單告訴她一聲我回來了。正直她不在家﹐是女兒接的。我便告訴她﹐我是馬悲鳴﹐請她轉告戴晴給我回個電話﹐並請她記下我的電話號碼。
第二天戴晴果然回了個電話﹐談笑之間問我回來有什麼打算。我說祇想看看親友。
又過了一天﹐忽然接到一個陌生男子的電話指名找我。自稱是市政府外事辦公室的﹐請我去座談。我很奇怪﹐問他﹐你怎麼知道我的電話號碼。他說我們當然知道。
我問他﹐你們想找我談什麼﹖他說想叫你來座談留學生政策問題﹐以便把你的意見反映上去。
我按照在美國的習慣回答說﹐我很忙﹐容我想想再說。他便給了我一個手機電話號碼﹐並告訴了我他的名字﹐請我想好了以後﹐隨時通知他。
我想到國內造假的事太多﹐婦女大活人都能被騙了去賣掉﹐更何況我這個對國內情況兩眼一摸黑的老洋插呢。
我剛露出一點質疑的口氣﹐他馬上說他有證件﹐可以證明自己的身分。而國內連鈔票都能偽造﹐更何況工作證件。等見面才證明是假的﹐我連逃跑都來不及了。
雖說“市政府外事辦公室”不是“安全部”﹐這邀請還是讓我想起了鳩山隊長邀請李玉和赴的酒席宴。不禁毛骨悚然。
文革前上小學和中學時﹐我就常受到班幹部的座談邀請。看似平常﹐卻每每是一通好話套出我的實話以後﹐緊接ぴ就是一通上綱上線的批判﹐然後就向上反映到班主任老師那裡。這些班幹部以此邀寵﹐鞏固了在班主任那裡的信任。我可因此倒了大霉。
我在這種以濫用“邀請座談”為名的虐待兒童（Child_abuse）環境下長大﹐心頭對此充滿了恐懼。這也是我初出國門就沒做回國的打算和至今不斷攻擊鄭義､王丹等班幹部､團幹部的主要原因。誰料剛一回國﹐又讓我碰到了。真是晦氣。
時間一天天過去﹐我也沒回電話﹐連號碼都找不到了。忽然一天﹐又接到了那人的電話。問我想好了沒有﹐準備什麼時候去談。
我便反問﹐為什麼不找別人去談﹐偏要找我﹖那人說﹐你讓我們找剛出國一年的﹐能談出些什麼﹖
我說出國十年的人也不少嘛﹐更何況我已經畢業十年了﹐對現在美國大學裡的事大多並不清楚。請你們還是找別人談吧。
那人見請不動我﹐便說﹐我們也不只談留學生政策﹐你是對中國的事有看法的﹐所以我們找到你。緊跟ぴ他再補充一句﹐你是某廠出去的吧。
說得真准﹗
至此我才知道國內雖然不肯給我查找數據庫建立之前的銀行存款﹐卻不請自來﹐查出我在數據庫建立之前的個人檔案。
我想我沒有象李玉和那樣給「地下黨」傳遞過「秘電碼」﹐非但不是民運分子﹐而且差不多是海外最積極主動的反民運分子。雖然我的言論有些不中聽﹐但周總理當年囑咐華僑要遵守所在國的法律﹐我那些不中聽的言論也並沒有違背美國和墨西哥的「言論自由」法嘛。更何況我的言論都在海外﹐更沒有觸犯國內刑律。既然沒有憲兵隊的刺刀邀請﹐我也犯不ぴ非去赴鳩山隊長的酒席晏。於是回答說﹐我對座談沒有興趣﹐不想去。 (64memo.com-2004)
那人聽了挺不高興的﹐說你不要多想﹐並重申他有身分證明。我則再度強調了我的謝絕。他見我態度堅決﹐只好作罷﹐然後問我還要待多久。我告訴了他。
仔細想想我回來後有哪些漏洞﹐看來問題是出在給戴晴打的那個電話上。大概象戴晴這樣的人﹐家裡的電話都是被監聽的。我的準確姓名和電話號碼只可能來自對戴晴電話的錄音。而他們說我是“對中國的事有看法的人”﹐並準確知道我是從國內某廠出去的情況看﹐海外中文傳媒也一直受到國內監視。常發表議論的人也都早已建立了檢索檔案。
我非名人﹐並刻意保持低調﹐結果“還是沒能逃過獵人的眼睛”。我過去一直不相信國內的工作效率。你看他們對銀行數據庫建立之前公民存款的那種不負責任的樣子﹐就知道國內普遍的工作態度。通過這次回國接到的電話座談邀請﹐我不得不放棄過去不相信國內安全外事部門海外工作效率的看法。
我以前曾聽說過不少海外民運分子回國被邀請座談﹐其中還有好幾個我認識的人。雖然他們說起來都象是和老熟人聊天一樣去赴座談會﹐與安全部門的工作人員交談﹐但這些人的談話彙報上去﹐都會對高層決策起作用。看起來﹐中國政府對海外民運瞭如指掌。
從我這種反民運分子水平的人都能接到座談邀請來看﹐可以肯定﹐所有曾回過國的海外民運支持者都會受到類似的「邀請」。可我們至今未從傳媒上見到過報導。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謝絕了﹐還是真去談了。
我想這些海外民運分子大概對文革抓叛徒的往事記憶猶新﹐生怕民運事業成功以後﹐自己曾與政府座談的事會被新生的民運政權翻出來當作叛變的證據﹐所以一般不肯自己講出來。
我非民運人士﹐而且在回國之前還曾奮力猛攻了一通民運分子。這點以邀請座談者對我個人檔案的了解來看﹐應該不會不知道。他們邀請的目的可能更多的還是想阻嚇住我與戴晴等在國內受監控者的聯繫以防不測。這目的當然也達到了﹐我沒有再給戴晴打過電話。
我見識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和專案組､政工組敲桌子瞪眼的追問。這次的市政府外事辦的態度當然要好得多﹐畢竟沒有非逼我談不可。但語氣中仍能感受到他們的優越感﹐說話不大會用謙卑商量的口氣。美國聯邦調查局找人座談可不是這種態度。曾見有人在網上描寫過一段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找他談話的經歷。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設法找來讀。
希望所有曾經回過國的海外民運積極分子講出來你們在國內是否曾受到過「座談邀請」。你們是否謝絕或者應邀赴宴。當然還有你們究竟談了些什麼﹖
把所有和政府之間的有關政治的私下座談都拿到明處。這是開放社會應有的題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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