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曉華──關於三線計劃──我至少掌握了三個人證
陳小雅
1999年7月10日
  

提要: 
“曉華”無法否認“三線計劃”的存在
王軍濤承認有“三線計劃”又自相矛盾
三線計劃等問題我至少掌握三四個人證
“曉華”文章才真正“坐實”官方指控
陳子明認同李鵬江澤民權集遭強烈反感
“老一輩科學家”早知道“三線計劃”
“曾有入閣機會”是他們糊弄人的謊言
“曉華”文章幸災樂禍的預言完全錯了


編者按

  陳子明妹妹陳子華(“曉華”)與陳小雅的辯論﹐以陳小雅的這篇文章暫告結束﹐三年多未見回應。兩篇文章一並收在這裡﹐以便讀者自作判斷。陳小雅在文中提到的《王軍濤訪談》也附在本文後面﹐供讀者參考。為閱讀方便﹐小標題由編者所加。

  我對陳小雅文章的希望是﹐在六四已經快十四年之後﹐在所有當事人都已經自由的今天﹐將其採信的依據--原先那些不能公佈的個人採訪--公佈出來。也許還會有困難﹐甚至有變數﹐如當事人可能改變說法﹐或依然不願公佈﹐也請小雅作個說明﹐以便讓讀者相信其重大問題確實不使用“孤證”。

  很感謝小雅對歷史執著的挖掘﹐不僅對我們這些運動參加者極具意義﹐也不僅是對未來有重大鑒示作用﹐尤其是對丁子霖這些天安門母親來說﹐關係尤為重大。讓我們聽聽丁子霖教授在「六﹒四」七週年時的呼籲﹕

    “我們需要的是事實,是原原本本,沒有經過任何篩選和加工的事實。這個事實中共官方不可能向我們提供,但我們能否期望當年運動的參與者尤其是運動的領袖們向我們提供呢?哪怕所提供的僅僅是單方面的事實。

    “七年來,中共當局想方設法掩蓋「六﹒四」屠殺真相,強迫國人遺忘「六﹒四」事件,企圖把「六﹒四」這個日子從歷史上一筆抹去。難道我們的民運朋友們不能想一想自己首先應該做些什麼?想一想自己的一切言行首先應該對誰負責?請朋友們不要忘了中共屠殺欠下的那筆血債至今尚未償還,....一旦運動的真相(包括民運方面的)大白於天下,他們就再也無法靠謊言和欺騙過日子。 (64檔案/2004)

    “我在這裡必須把話說明白,這麼多年來,最令我失望和寒心的,並不是來自各個方面對八九民運的誹謗、詆毀甚至謾罵,而是對這場運動尤其是「六﹒四」流血慘案的冷漠和遺忘,特別是當這種冷漠和遺忘發生在當年參加過運動的人身上時。”



封從德      3/12/2003 9:49:00 PM
修訂於:11/16/2004 6:54:00 AM


答“曉華”

陳小雅


  1999年7月8日,陳子明的妻子王之虹約我見面,交給我一份材料,說這是陳子明的妹妹陳子華(現在美國)寫的一份東西,想徵求我的意見,然後發表。我看了看標題和署名,立即表示:不用徵求我的意見,我的東西都是真名真姓發表了的,任何人可以批評和對事實作出更正,當然更歡迎陳子明自己出來說話【同】(六四檔案´89)

  在談話中,王之虹告訴我,她現在已經有了工作,每天下班吃陳子明做的飯,所以近來長胖了十斤。陳子明的身體現在已基本恢復,因為沒有行動自由,他買了一個健身器鍛煉身體。他們(在監獄懷孕)於1993年12月出生的男孩,現已有五歲半。陳子明得子後患上的睾丸癌作了部分切除,醫生說不影響生育。

  王之虹走後,我讀了她留下的萬言申辯文章。知悉它欲“澄清”《八九民運史》中的兩個主要事實。其一,是陳子明曾有過做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自我期望”;其二,在八九民運中,陳子明有過一個“三線計劃”的設想。但我感到,材料中所列舉的事實部分,即使沒有佐證和加強這兩個觀點,至少也沒有動搖這兩個觀點。


“曉華”無法否認“三線計劃”的存在  

  在對“曉華”該文所提的意見和資料幫助表示感謝之餘,本人也願意與他和關心的讀者分享一下自己對該文的看法。

  趙元任先生關於做學問有句名言,叫做:“言有易,言無難。”為什麼說“有”是容易的呢?因為只要你經歷過,或者有證據的,你就可以說有;為什麼說“無”是困難的呢?因為這個世界上畢竟你不知道的事情還在多數。你不知道的事情你不能說“無”。我在《八九民運史》中提出的上述兩個觀點,是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作出的“有”的判斷。“曉華”文章是要對這兩個判斷作出“無”的判定。所以,按常理來說,我所做的事情是比較容易的,而“曉華”所做的事情是比較難的。 (64memo.com-1989)

  但這次的情況有點特殊:“曉華”不是別人,就是當事人自己或與他保持密切聯繫、具有當事人代言人身份的人。這一身份,給了他言“無”的超過任何人的權威性。但是令我奇怪的是,文章並沒有直截了當地去宣佈“無”,而是說了一大堆其他的“有”【同】,試圖用這些“有”來證明那個“無”。但遺憾的是,這些“有”,或者與它要證明的“無”無關,或者不相矛盾,或者還起到反證的作用。這是稍有分析頭腦的人一望即明的。作者說,他也就“三線計劃”的事問過北京市社經所的主要成員,沒有一個人知道有這件事。這並不能說明“無”【近】,而只能說明它本身─它不被該所的主要成員知道。其實,作者根本不必繞那麼大一個圈子去搞這個所謂的“調查”,當事人就是你自己或你的委托人(你們每分每秒都可以通過電子郵件聯絡,當局並不禁止)。只要你發個“聲明”就可以解決問題【同】在我不便舉證我的消息來源和“三線名單”的歷史條件下,此事就會暫時告一段落(我已經將此意告訴過周舵)。但陳子明卻始終沒有這樣做。以陳子明如此聰明的人,為什麼不發這樣的“聲明”,而要去寫那些繞圈子的匿名文章?陳子華為什麼舍近求遠,不去問自己的哥哥,而要到處去逼問“誰說的”?這是令人不可理解的。 (Memoir Tiananmen / 2004)


王軍濤承認有“三線計劃”又自相矛盾  

  “曉華”在寫這篇文章時,大概還不知道該所的一個不次於陳子明的“主要成員”王軍濤已經對此發表的言論。在1998年《北京之春》第6期上,他在答記者問時已經承認有“三線計劃”。只是他給出的解釋是,它不是一個關於運動的計劃,而是該所的工作計劃。在這個答記者問中,他還列舉了一線、二線、三線的人名。但他犯了一個錯誤:把不是該研究所的人,放在了該所的工作計劃中。比如他說王丹是一線,包遵信是二線。而王、包都不是該所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被置於一線或二線。王丹是八九民運中誕生的學生領袖;包遵信和北京的許多圈子都是等距離關係。他自己私下堣]說,其實和該所關係並不密切。這就和王軍濤所說的“研究所的工作計劃”自相矛盾了。但我對他給出的這種說法表示理解:如果他不回答這個問題,就無法平息人們對《八九民運史》中提出問題的好奇心;如果他完全否認事實,他就會背負撒謊的名譽;而如果他不去模糊事情的界限,他的朋友會背負道德的譴責。因此,他的這個言論,或許會被“曉華”們視為愚蠢。但這實在是他在責任、道義和友情三方矛盾的情況下,可以作出的唯一正確的選擇。 (64memo反貪倡廉/2004)


三線計劃等問題我至少掌握三四個人證  

  在《北京之春》記者亞衣採訪王軍濤後,他曾打電話告訴我“王軍濤已經對三線計劃問題作出了答覆。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在我接這個電話時,我尚未得知“答覆”內容,所以,我向他說了寫《八九民運史》的三條原則:一是重大問題不使用“孤證”(在“三線計劃”問題上,我至少掌握了三個人證;在“政治局委員”問題上,有四人旁證);二是使用材料取“親”不取“疏”,即對於一件事情的敘述,儘可能採用親歷者和接近親歷者的人的描述和感受,採用“圈內人”而不是“圈外人”的描述和感受(關於“跳”出來,“撈”什麼和“握手言歡”的提法,均是親歷者的感受);三是取“近”不取“遠”。即一個人對同一件事情前後有不同的說法,我採用事發當時的說法,因為當時一切順利、甚至以為要勝利的時候,沒有歷史因素(比如清查、鎮壓)的干擾,描述會比較接近事實。 (64檔案 - 2004)

  在此基礎上,我還請亞衣先生判斷兩件事情:第一,是編造一件事情容易,還是不承認一件事情容易?顯然,編造一件事情需要的是創造的才能;而不承認一件事情只需要本能。第二,我在5月初得知“三線計劃”時,那是一個運動形勢如火如荼的時段【異】。在那個時候,還沒有發生鎮壓和流血,人們是把它作為一件“美談”來加以傳誦的。按照通常的情況,許多人會把一個“偉大”的發明當成自己的見解拿來發表,但傳播者沒有去“冒領”這份“榮譽”,這說明傳播者的品格是誠實的。相信誠實者的話,是理所當然的。亞衣對我的答覆沒有疑義。 (六四檔案-2004)

  《八九民運史》是在政治高壓的情況下,沒有一分錢資助,不可能進行大規模採訪,不可能獲得海外發表的回憶資料【近】的情況下,由我個人用半年時間獨自完成的。所以,在資料方面肯定存在較大的欠缺。在出版前,它曾在國內祕密徵求意見。徵求者中包括包遵信、王丹、周舵等30餘人。經他們之手,又傳播給相當倍數的人讀過。這其中不乏陳子明的朋友。而且據我所知,他們聯繫渠道暢通。他們讀後,或提出意見,或進行詢問,我都作出了處理或答覆。但由於與海外聯繫不便,我的陸續修訂最終定稿並未到達出版者手中。書出版一年後到達我手中的,還是最初送出去的軟盤上的內容。其中也有排版錯誤的地方。這是我自己和朋友們都感到有點遺憾的事情。當然,我知道,現在遠不是出版一部完整的《八九民運史》的時候。即使現在出了修訂本,隨著資料的發現和披露,還可能出修訂的修訂和“最新修訂本”。與其如此,不如等待更多的材料問世,再作修訂。這是我希望讀者閱讀時加以注意和諒解的。 (64memo中華富強 - 89)


“曉華”文章才真正“坐實”官方指控  

  至於“曉華”文章指控《八九民運史》“坐實官方‘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說法”,這是不顧歷史事實的污蔑。因為《八九民運史》送交出版時,陳子明已經出獄;他的第二次入獄是因為他在“保外”期間祕密組織發起幾個呼籲書的簽名,並造成了新的一輪逮捕。這是所有當事人都再清楚不過的事情。而該書拖了兩年後出版,不久,陳子明又第二次出獄。陳子華和其丈夫在出國前,為向我索取陳子明和社經所的材料,曾一再表示,官方對陳子明的處理與《八九民運史》無關,還說“子明如果計較這些,也就不是子明了”。但他們轉身就變臉,這恐怕有失做人的厚道! (64memo反貪倡廉´89)

  如果說,以後出版的所有材料和對歷史真相的揭露,對過去“政府的結論”都有“坐實”效用的話,那麼,陳子明“自己的結論”恐怕就要修改了。遠的不說,你們自己這篇文章中披露的一切,就是“坐實”的“最權威”資料!不信嗎?筆者再羅列一二:

  (1)從4月15日胡耀邦逝世起,(陳子明)就密切關注和積極支持學生運動;

  (2)4月17日,(自己在電話中向我承認是“二線”的)社經所兼職人員陳小平是把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隊伍帶到廣場的主要組織者之一。(這是八九民運中第一個上街的學生隊伍)

  (3)4月21日,陳子明和王軍濤前往中國政法大學,與陳小平等一起商議了當晚學生示威活動的口號和有關事宜,並提供3000元經費。(此後,發生了胡耀邦逝世以來第一個高校聯合行動─422人民大會堂前的對壘。)

  (4)4月23日,陳子明、王軍濤、陳小平等人前往北大,與王丹等就學運的現狀與發展交換了意見,並提供3000元經費。

  (5)(23日)當晚,社經所兼職人員、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劉剛發起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這是八九民運中第一個高校聯合組織。)

  (6)4月30日,社經所專職人員費遠、兼職人員鄭棣與其他人一起發起首都新聞界聯合行動。(這是新聞界第一個聯合行動)

  (7)5月初,陳子明、王軍濤與首都高校對話團項小吉等就學生與政府對話問題交換了意見。

  (8)5月中旬,陳子明派人印刷了民主牆老戰士任畹町的傳單,供其散發。

  (9)5月14日,陳子明、王軍濤在社經所召集一部分中青年知識分子開會分析學運的走向。

  (10)5月15日,陳子明、王軍濤、閔琦、劉衛華前往全國總工會,與總工會系統中青年幹部就學運發展為民運後的形勢交換了意見。

  (11)5月18日和19日,王軍濤、陳子明在薊門飯店召集和主持了“聯席會議”的籌備會。

  (12)19日下午,陳子明主持擬訂和傳播《告人民書》。

  (13)5月22日晚和23日,陳子明發起並命名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此後,王軍濤一直是“聯席會議”的靈魂人物,張倫為“糾察總部”總糾察長,劉剛、鄭棣、白樺等多名社經所專、兼職人員擔任“參謀部”、“聯絡部”、“宣傳部”負責人。

  ──我想已經夠了。如果作者把這些功勞均算到陳子明的頭上,他應該是八九民運的“第一功臣”!但是,文章在羅列這些功勞時忘記了,它同時也“坐實”了自己的“罪行”。其中4月21日和23日兩次給錢,明顯地是把學生往前推。因為當時學生還沒有絕食,還沒有實行“人道”的必要;政府也沒有戒嚴,不可能是用作“救援”的川資。據我所知,在陳子明給學生錢的當時,還說了“攤牌的時候到了”【異】(另一種記憶是“決戰的時刻到了”)這一類鼓動的語言。這難道還不算“介入”?還要把“介入”的原因推到“老一輩科學家”身上,並在“統戰部”(其實,統戰部“斷然否認”對陳子明有過邀請,鄭也夫也一再說,是他個人邀請)的所謂“邀請”面前偽裝什麼清高?既然陳子明在4月和5月都頻繁“介入”了學運,為什麼卻躲避參加統戰部旨在“平息”事態的斡旋?按照“曉華”的說法,該所很講究“民主”和“程序”,但那6000元的開支,是否也履行了表決的程序?!。如果履行了,就是以所的名義“介入”。如果沒有履行,就是陳子明背著大部分人“祕密介入”。筆者在寫作《八九民運史》時,考慮到一些人的安全和自由,對這些材料的運用還留有一手。或引而不發,或厚積薄發,或只畫“點”,而不去連“線”。這回“曉華”自己“竹筒倒豆子”倒了個乾淨,置國內朋友的前途安危於何處?置自己以前的言論、辯護於何處?! (Memoir Tiananmen - 2004)


陳子明認同李鵬江澤民權集遭強烈反感  

  按文章所述,5月1日,該所的“香山會議”已經提出了“為可能出現的鎮壓和反抗作準備”,那麼,他5月以後的那些活動,是在促退還是在促進?他為什麼在“號召實行全國性罷工、罷課、罷教、罷市”之後,又住進了“京西雅園賓館”,去專心撰寫一份認同李鵬政府“治理整頓”的長文?在替這個活動辯護時,他為什麼不談當時爆發的爭論內容和文章的基本觀點?而去說另一件事情。(事實上,當時在場的人就提出,在這個時候,寫這樣的文章,決不是學術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表態。他們對其中認同李鵬政府“治理整頓”的內容抱有強烈反感!)“曉華”認為,人們在忙著逃命時,不可能去想扭轉命運的事。的確,在常人那堨i能不會,但在陳子明那奡N發生了。而且一再發生。就在“曉華”這同一篇文章堙A他透露了陳子明“在秦城監獄要求‘火線入黨’”這件鮮為人知的事實。在陳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寫的回憶錄《風雨同行》中,更披露了陳子明給江澤民上“萬言書”,不僅認同“治理整頓”,還建議江澤民將黨政軍三權集於一身,要中共珍惜“大軍區首長調動”和“支部建在連上”這些“成功的經驗”。按照王之虹的說法,此後中共採取的種種使中國逆政治改革方向運轉的措施,都是陳子明的“功勞”。(他的那份萬言書曾在北京地下廣泛流傳,聽說已在香港出版。) (64memo.com-2004)

  “曉華”在這篇文章堙A為證明陳子明沒有當中共政治局委員的欲望,大談了陳子明要求入黨的歷史。其中說到陳子明“在秦城監獄給江澤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了最後一封入黨申請書”、“要求‘火線入黨’”。這實在有點令人觸目驚心!在讀這段文字時,我甚至懷疑是不是他的電腦出錯,被“別有用心”的人插入了這麼一段話。老實說,若不是陳子明,誰想得出這樣離奇的“玩意兒”?恕筆者開個玩笑,不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是中共還是蘇共,都知道入黨申請書應該遞交所在單位的黨支部,陳子明什麼時候與“江澤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了一個單位的?他又如何會產生這種“非常的念頭”?這難道不使人疑惑,使人嘆息?所以,這篇文章與其說想“澄清事實”,不如說把事實搞得更亂,或者在相反的意義上澄清了事實。 (64memo祖國萬歲´89)


“老一輩科學家”早知道“三線計劃”  

  自己心中沒有上帝,凡事以為別人不知道,就可以瞞天過海,這是陳子明行事作文的特點。“曉華”的這篇文章在解釋陳子明5月17日為什麼“跳出來”時,說是兩位“老一輩科學家”因對他重視,所以希望他出來做工作。他為什麼沒想到,這是“老一輩科學家”通過自己的渠道,已經掌握了有關“三線計劃”的信息,而且知道他是個幕後關鍵人物,要他出來負責任所發出的敦促呢? (64memo反貪倡廉-1989)

  顯然,“曉華”的文章表明,陳子明在八九民運中的作為,與普通知識分子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祕密的,後者是公開的;前者是把別人推在前面,後者是自己做事自己當;前者是“兩只手”做事,後者則言行一致。表堣ㄓ@,前後矛盾,恐怕是陳子明將來自由後首先要面對的問題。相反,王軍濤從運動開始到法庭審判,直至出國,前後立場、邏輯,說法基本一致。這種差別,這難道不反映品格、道德、遠見與智慧?難道不應該澄清嗎?倒掉洗澡水時,應該把嬰兒留下,這與“曉華”所謂“辯護策略”根本無關。 (64檔案´89)

  同樣顯然的是,陳子明與趙紫陽根本不能同日而語。趙紫陽在八九民運中的失誤,作為一個政治家來說,是判斷的錯誤和舉止輕重的失當。在八九民運之後,他始終如一地堅持自己的立場,並在鄧小平逝世後,在反對“新個人崇拜”和“集權”問題上,成功地發揮了自己的作用。這與陳子明作為的旨趣,何止霄壤之別!


“曾有入閣機會”是他們糊弄人的謊言  

  在這篇文章堙A還有一個糊弄人的地方,也是他們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個謊言,那就是所謂他們曾有“入閣”的機會,而他們因堅守信念,放棄了這樣的機會。了解中國檔案制度的人都知道,一個人從學生時代開始,就要填寫“政審”表格,表格的後面,有領導的評語。一個人的過失(更不要說有過拘留審查這種記錄)都會被存入檔案,跟著一個人從一個單位到另一個單位,直至進入墳墓。任何單位在錄用人時,都要首先看檔案,過“政審”關。有過“拘留審查”歷史的人,還有多一重的“監視”,那就是公安局定期(非常時期則不定期)檢查這些人的動向,看是否有危害社會的可能。就是搞過競選運動的人(不包括官方推出的代表),國家機關也不能錄用。那麼,1986年的情況是否好一點呢?筆者不久前曾寫過一篇《從兩篇新聞稿的命運看中國政治、新聞改革的艱難》,回憶的就是1986年由嚴家其主持的一次政治體制改革討論會和胡平《言論自由》發表座談會的報導的遭遇。這埵A談談與陳子明、王軍濤有關的情況:同年,(1)北大研究生會主席(團派)與我商議版面合作問題時,他提醒我“王軍濤他們是被公安局盯梢的”。(2)我在自己主持的《中國文化報》理論版發表了閔琦的《論出版自由》和王軍濤的《論公民文化》後,文化部長朱穆之的祕書立即打來電話查問,“誰同意發表這樣的文章?”(3)一位新聞界的朋友看到我整理的陳子明的談話記錄後譏笑說,“陳小雅把什麼老鼠洞堛漱H都給翻出來了!”管中窺豹,可見1986年的所謂活躍,實際上只是部分神經和細胞的活躍,國家機構和社會的大部分肌體,仍在“痹症”和“短路”狀態中。陳子明個人在就業和發展過程中,想必體會得更深刻些。由此可見,所謂“獨立”、“坐得住”和“多元”,也不能排除被動的因素。1988年,社經所陳子明、王軍濤、閔琦、陳小平四人要求調入社科院政治學所(用政治學所一些研究人員的說法是他們準備“集體接管”政治學所),據說是被嚴家其拒絕而調動未成。我1989年調到該所後,不相信此事,但求證無果。所以,即使嚴家其防陳子明“鑽入鐵扇公主肚皮”的事不是真的,他們要“鑽”卻是一個鐵板釘釘的事實。而且,有這些信息墊底,我怎麼會認為《五一七宣言》是嚴家其接受了陳子明的指揮呢?陳的狂妄自大,使他作出這種聯想是不奇怪的。但他在把自己想得太偉大時,卻又經常把別人想得太傻。他為何就看不出來,我只不過在暗示,陳在聽說有人出頭後,就放棄了找包的打算呢? (六四檔案 / 89)

  “曉華”文章提到的我對陳子明的採訪,其實也並不是我的“邀請”,而是王軍濤的邀請。採訪地點在陳子明的辦公室─位於北京羊坊店路一家鐵路職工業餘學校終年靠日光燈採光的地下室。因為沒有準備,我使用的是一份採訪王軍濤時用過的提綱,僅僅把第七條修改為“你對胡平、王軍濤競選的評價如何?”正是這次“採訪”中的兩件事,使我認定,他是不能合作的人。因是題外話,這奡N不贅述。 (64memo反貪倡廉-89)

  陳子明曾經希望“鑽”進去的那個黨和“政府”,有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和現實的機制弊病,在“非常時期”也經常幹些違法悖理的事情,在“六四”問題上犯有不能饒恕的罪行。但它並不是錯誤的化身或天生的惡魔。更不是一天到晚都不顧事實只說假話的傻瓜。如果這樣,它連一天的統治也維持不下去。正因為如此,並不是政府所說的每句話,別人都不能和它一樣,尤其是涉及事實而不是價值判斷的內容。如果那樣,人類就無公理和文明可言。我之所以贊成王丹對這些事情的態度,就是因為他有超越黨派和小圈子的“公理”的意識和“人類文明”的意識。我們與政府的立場和價值系統不同,但如果事實不利於我而有利於政府,我以為,“聰明”的做法,與其作“有無”“真假”的辯護,不如作“對錯”的辯護。政治家追求權力,就如警察帶槍一樣自然,這本身是無須辯護的。問題不在於你追不追求權力,而在於你怎樣追求和通過什麼方式獲得。你是否通過殘忍或有失尊嚴的方式去獲得?這恐怕是問題的關鍵!“曉華”寫文章,連這個道理都沒有搞清楚,說明他根本還沒有經過正當辯論的訓練。如果不進行這些基本的訓練,侈談什麼“立足知識界”,“領導反對派”,“指導中國憲政改革”,“推進現代化”,只能貽笑大方! (64memo.com´89)


“曉華”文章幸災樂禍的預言完全錯了  

  “曉華”文章以幸災樂禍的口氣預言,對於我的判決無須法院作出,“來自同一營壘的判決肯定會令他(我)比得知來自法院的判決時傷心百倍”。你完全錯了!

  第一,你錯誤地認為你的“同一營壘”只有“一家之言”可以一手遮天。事實上,我的材料,我的觀點,我的許多對你們的重要判斷,都來自“同一營壘”,而且人數不在少數。人們之所以不說話,或不對你說真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陳子明還不自由。我之所以沒有告訴你這些情況,是怕你“傷心”。 (六四檔案 - 1989)

  第二,你忘記了在你的“家族統治”岌岌可危,外有經濟問題、內有人事問題的情況下,背離的人心是通過一個“改組”的決定和王軍濤的人脈關係重新收攏的(Memoir Tiananmen´89)

  第三,你錯誤地估計了人們的“正義要求”和政治道德水平,從而錯誤地估計了我的處境。但《八九民運史》出版三年來,我得到的支持、安慰和援助表明,社會已經對我的作品作出了公正的“判決”!至於說到程翔拒絕出我的書的原因,97年我出國前,他特意邀我見面,做了重新解釋。這是為“曉華”們所不知的。

  “曉華”在文章中十分強調陳子明的“個人利益”、“個人名譽”和“個人感受”。而我,既然已經決定為那些死難者傷心,並為此而追求過“傷心”的話,“個人感受”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如果圍繞著無辜青年的“玩人政治”不改變,人的生命得不到政治家的尊重,這種“傷心”或許是永遠值得追求的! 
  
  

1999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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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補註﹕2003年10月3日上午,許良英先生見到葉篤正。葉先生說他不僅從未與陳子明通過電話,而且沒聽說過這個人!他說自己89年是同情學生的,簽署過聯名信、去過廣場,還和胡績偉共促召開人大特別會議,但從來不記得有與陳子明通話這件事。他說,如果有,他會記得,而且也不會避諱的。2003.10.08 (64檔案-89)


64memo.com - 2005

http://www.64memo.com/b5/7946.htm

陳小雅,「答曉華──關於三線計劃——我至少掌握了三個人證」,六四檔案1999年7月10日。


lastModified: 4/1/2005 10:07:00 PM

  



網友的評論:


封從德 評論道:         

訪王軍濤:政治是責任和智慧──亞衣

──訪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研究生王軍濤

亞 衣 《北京之春》98年8月号(總第63期)


  亞:陳小雅女士曾經在《八九民運歷史》一書中對陳子明的“三線計划”作出過分析,并且對陳子明把學生作為自己政治計划中的“人質”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對於這一點,您的看法如何?      

  王:這個問題比較复雜,在這里小雅女士加了一些不該加的東西,忽略了一些不該忽略的事情。三線的計划的背景是,在運動開始的時候我們這個團隊不想介入太深,因為研究所正在對中國經濟作一個全方位的研究,包括政治、社會危机和出路的研究。但是在運動中我們團隊中的一些人進入得比較深,比如政法大學的陳小平、還有劉剛等。所以我們就想一方面有人介入運動,另外一方面還得保持研究,於是“三線”計划也就這樣出來了:一線是直接介入其中的人,包括後來由我推動談判和協商,成立首都各界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席會議,由王丹、包遵信擔任召集人。愛國維憲是目標,社會協商是基本形式。二線是子明他們,不中斷研究,不介入運動,但是要准備在緊急關頭對第一線的援救,我們曾經考慮過有一百人的援救方案;第三線的是研究所的主体,不僅不介入運動,也不介入政治,是純粹的研究,作為本錢保留下來。這就是所謂“三線”,本來也只是我們所的一個工作部署,与運動無關。三線的計划是有的,人質的想法是沒有的。我們曾經多次去廣場去勸學生,可惜勸也勸不住。舉個例子,五月十七日我們開完會,子明和我商量能不能去勸學生停止絕食,我就去了。第二天十八日我發現這沒有可能,就与王丹一起提出整頓廣場局勢,以免損失太大。後來子明上廣場來,還問我為什么不提出停止絕食?我說“不可能,不信你來試試”。 (64memo祖國萬歲 / 89)      


封從德      3/13/2003 9:27: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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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小雅﹕八九民運史﹐1996年6月。
  • 陳小雅﹕答曉華──關於三線計劃--我至少掌握了三個人證﹐1999年7月10日。
  • 曉華﹕駁“三線計劃”的說法--八九民運中的陳子明--駁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中“三線計劃”的說法﹐1999年7月8日。
  • 陳小雅/北京﹕鄧小平八九用兵探秘--我們離“真相”還有多遠﹖﹐2002年5月9日。
  • 網路圖片﹕陳小雅出版六四研究文集《佛之血》﹐2003年6月9日。
  • 陳小雅/北京﹕八九民運中站在學生一邊的軍人--軍人寫給學生的八封信﹐2002年5月27日。
  • 陳小雅﹕新聞史上弄潮人及其輝煌的葬禮--欽本立﹐1989年5月1日。
  • 陳小雅﹕八九年“西安事變”的補遺與重審﹐2002年12月1日。
  • 美國之音﹕戴晴陳小雅談六四﹐2000年。
  • 陳小雅﹕中國現代學運的體制與歷史原因探索--八九高校動態分析﹐2002年7月2日。
  • 嚴家祺﹕陳小雅《“八九─六四”研究文集》序﹐2003年3月11日。
  • 陳小雅﹕民主運動和民族運動的關係--1989與1911的比較﹐2002年4月1日。
  • 陳小雅﹕八九民運的領袖缺失症--"三線"計劃﹐1993年1月1日。
  • 陳小雅﹕記憶“標準化”的一個實例--解讀《戒嚴一日》的篩選﹐2003年1月15日。
  • 王軍濤/北京之春﹕“三線計劃”的背景--一線是王丹包遵信;二線是陳子明他們﹐1998年8月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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