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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15

Written by: host
2009/6/15 16:27 

常劲:《天安门》电影制作人和柴玲的是与非——我为什么在要求《天安门》电影制作人更正影片中关于柴玲的错误记录的公开信上签名

本来在六四二十周年讨论《天安门》电影制作人和柴玲的是与非的问题是一个不太合适的话题,我也不想陷入这场没有什么建设意义的纷争,但看见多维网上刊发的王力雄来稿(全文附后),我不得不说几句,因为王力雄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作家,我也非常同意他关于“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的警示,但我想从另一个侧面表述一下个人的看法。《天安门》电影制作人和柴玲的是与非的问题涉及到好几个层次的话题,一是对柴玲个人名誉的有何影响的话题,伤害是肯定的,但需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我想柴玲的诉讼可能不大合适,未免给人“以大欺小”的口实,但长弓在此时以维护学术和言论自由的名义抛出签名信,针对性很明确,这我就不多说了。二是一部历史记录片在史料引用上如何忠于史实的话题,三是关于在六四屠杀上“学生领袖”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的话题。

毫无疑问,《天安门》是六四以后制作的一部比较全面地反映八九民运的历史真相的记录片,同时比较深入地反省了八九民运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但制作者在有关柴玲讲话的史料的引用上没有忠于史实,将两段不同时间的录音拼在一起,给观众造成“学生流血、领袖逃亡”的错误印象,并在公映后引发了一场关于“激进学生领袖”是否有让广场上的学生送死的策略和对六四屠杀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大辩论。这场由屠杀正当性的维护者、“激进学生”的批判者、“理智”的民运理论家和八九学运的辩护者数方人马鱼龙混杂、历时数年的大辩论并没有辨出历史的真相,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激进学生领袖”促成中共杀人的强势观点,以无数华侨和留学生转态及柴玲淡出海外民运告终。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权威和学术价值的记录片,《天安门》在史料引述方面的错误具有强大的公众影响力。作为一名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我认为有必要对其制作人指出这些错误并要求更正。但长弓对于维护史实似乎并没有诚意,至今尚未在其网站上刊出我们的更正要求。如果长弓表现出尊重史实的诚意,我将强烈要求柴玲撤销其公司对长弓的诉讼。

对于王力雄关于反省天安门运动的看法,我无异议赞同。早于九五年,我曾经就学运策略和领袖责任的争论写了一篇文章。可笑也可悲的是,发给某着名民运刊物后没有得到发表,这让我对海外民运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此重发这篇十四年前的旧文,以昔日肤浅的反思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 签名支持【天安门幸存者致《天安门》制片人的公开信】


附一:

关于六四屠杀中“学生领袖”策略及责任之争论的一些想法

最近报刊、杂志上有很多关于六四屠杀中“学生领袖”策略和责任的辩论文章和报道,特别是许多作者大批所谓“激进学生领袖”,很多争论没有事实基础,流于空谈。作为八九学运的一个参加者和组织者,六年来,我对八九民运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来没有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一直心怀惭愧、内疚,今天籍此六四六周年纪念之际,把心里话说出来,一则向各位前辈和同仁请教,一则表达自己对中国为民主、自由而死难的亡魂的纪念。

八九民运在中国大陆的发生,其实本来是历史的契机。当时的历史背景我就不必多说了。我只想强调一点,这场运动并非是几个人煽风点火煽动起来的,每个人参与这场运动,都是自愿的。当然每个人的动机可能有所不同,有人单纯一些,有人复杂一些,有人为国,有人为己,但从我所感、所听、所知的来看,大部分人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中国前途的关心。光从动机上来看,就这一点就可以决定这场运动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而参与这场运动,甚至后来组织这场运动的多数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市民。我们应该还记得,在学运最开始的时候,站在街头做讲演进行所谓“煽动”的人都是一些不知名的人,没有看见所谓的“黑手们”。在这场运动里,也看不到人们所期待的所谓“一人振臂,万众齐应”的领袖们。这场运动是一场“平民”运动,不是什么“精英”运动。

同样,“学生领袖”的出现,不过应了一句“时势造英雄”的古话。大多数学运的组织者,都同我一样,学运前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学生,没想过要做什么领袖或英雄,也没有要把一生献给某个“伟大事业”的愿望。我们被这种口号骗够了。每个人也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站出来的结果就是牺牲一生的大好前途,前面哪有什么鲜花和英雄,做一个异议领袖的动机元没有做一个平头百姓的动机要来得现实一些。象我自己,变成一个学运的组织者更多是一种偶然,更多是一种责任与良心的触动,还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而我们之所以被同学们承认,更多是因为我们所说、所做的,代表了一部分学生的想法。没有这些同学的支持,我们所建的学生组织是根本维持不下去的。

再者,学生中(特别是北大学生)本来就弥散着一种反领袖、反官僚的情绪,人们在运动中想要发出自己的心声,想要做自己的主人。学运组织者更象是志愿工作者,在学运中找到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而已,而且随时可以离开这个角色。坚持下来的人,大多是出于一种良心上的责任,顶着压力和恐惧,硬撑下来,没有几个人认为自己真是“领袖”才坚守在那里。而所谓“领袖”的产生也是挺滑稽的,只要他愿意到新闻媒体前曝曝光,便马上可以成为“领袖”,而当时很多学生组织同样也意识到这种“领袖”给学运带来的麻烦,所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高自联等组织一早就有内部规定,不许其负责人随便见记者,代表组织说话。尽管如此,新闻媒体和人们的惯性思维最后还是给学运造出了许多“领袖”,特别是六四事件后,每个流亡学生都变成了“领袖”,没有当“领袖”的立时就变成了小兵,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这里,我不想推脱学运组织者们对这场运动所应负的责任,我只想弄清楚,我们应该负怎样的责任。我们那时没有把学生组织发展完善,没有尽力与不同的组织和想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没有阻止学运中种种不健康、不民主的现象的发生,没有尽力维护民主的运作原则,不懂怎样进行民主程序的操作,甚至不懂民主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当同学们把他们的信任赋予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信任所赋予我们的责任,以至于我们没有能更好地组织起来,用清醒的眼睛看清方向,从而丧失了很多转机,而没有更好地保护我们所有参加运动的人们。

当然,做了组织者并不是等于我们要承担起做别人脑袋的责任,没有人可以,我们也不需要这种脑袋。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带着自己的脑袋参与的,也应该带着自己的脑袋参与!不是哪个“伟大领袖”挥挥手就可以把我们调来调去。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的教训不应该再重复了。现代社会,应该讲尊重民意。没有民意基础,光凭几个政客在后面运筹韬略不过自作多情而已。这是八九民运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我也不想否认个人对运动方向的影响,我只想澄清一下这是怎样一种影响。从一开始,在运动中一直有许多人,出于不同的动机,都想影响运动的决策和方向,包括我自己。所以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关于运动的策略和方向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过。今天大家争论的问题过去其实也都争论过。关键在于,这些争论在当时不仅只局限于运动的组织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因为关系到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几乎每一个人,不管参与者还是旁观者都有他们自己的主意,都要发挥他们的影响力。重要的是,在这场运动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法,可以说,言论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在各处的大字报、广播站、人堆里,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景象。很多参与者告诉我,他们在运动中,在广场上,“爽爽气气地做了一回人”。而学生自主也很着意地推动这种自由,比如北大三角地的大字报,北大筹委会专辟的自由论坛,人人可以上去发言。北大筹委会还有专设的接待部,每天要接待几百个提建议的人,并将这些建议整理成工作通讯,发给每一位筹委会干部。我在当筹委会副主席时,曾经一天接待了四十多位提建议的人(他们都是接待部筛选过的),其中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有。这段经历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在种种不同的声音中,有些声音比较强,有些声音比较弱,有些高,有些低,有些激进,有些保守,有些冷静,有些动情,这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也不能说在这些声音中,那种声音更聪明一些,或者那种声音更愚蠢一些,更不能因为某个声音与众不同就要他受万夫责难了。作为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群众运动,她的方向不应该受一两个知识精英或“激进学生领袖”的影响。这里面没有邓小平,也没有圣人先哲,运动的方向本来就是各种声音的妥协,而体现这种妥协的是一套不甚成熟的民主程序。当时很多试图影响这个运动的知识精英们正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不是试图面对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和学生,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去说服大众,而是想在学生中走“高层路线”,以为他们影响几个“学生领袖”就可以操控大局了,更有甚者认为只有比学生更激进才能得到认同,结果都没有成功。现在有些“智者 ”转过脸来又在责难所谓的“激进学生领袖”,怪当时人们没有听先见之言,说白了,还是打心眼里就没有尊重过民意,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的苦口婆心在一般老百姓心中就那么没有市场。

其实,一些“精英们”要发表高见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没有必要上纲上线,看见别人没有采纳或认同你的想法就骂别人道德败坏,该抓该杀,而且采用一些不负责任、不切实际的做法将对历史的反思和检讨引入到毫无建设性的、事后诸葛亮式的争论之中,特别是其中许多以民运人士自居,标榜民主、自由的人士就更不应该了。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各种各样的声音的出现,本来就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而把这些声音用自己的标准贴上“理性”或“激进”进而进行褒此薄彼的道德审判本身就是一种权威专制心态的反映。我们不能只悲叹人声混杂,而应该把不同的声音纳入到决策过程中,这才能体现出我们对民主的信心。

我想提醒读者的是,民主实践本身就是八九学运的一个主题。在北大筹委会、高自联、广场指挥部等学生组织里,一定的民主决策程序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建立起来。大学生们不再那么迷信领袖的作用了,而许多运动的组织者也逐步学会尊重民主程序了。而且运动本身的发展也成为对组织者的筛选过程。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而不尊重民意和程序的人很快就失去了他们在运动中的位置,没有一个所谓“学生领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虽然我们那时还不完全懂什么是民主,但我们在试图实践我们所理解的民主程序。比如说清华大学以班代表大会为决策中心的模式,北大筹委会常务扩大会议的模式,接待部整理印发的工作通讯,北大在罢课和复课问题上所做的全校民意调查,北京各高校所进行的自治会合法化普选和校园民主的尝试,广场指挥部的营地联系会议等。这些民主实践的努力一直伴随至运动结束。因为学生组织在组织运作上刻意回避新闻媒体,这方面的许多材料一直未能见诸报端,也逐步被人们所忽略,甚至造许多误解。这是八九民运的组织者们今后应该多回顾的内容,也是一个对中国未来民主化具有建设性的论题。

最后再谈谈我对“理性、非理性”和“激进、不激进”的道德判断和争论的看法。我不太清楚对八九民运参与者如何进行划分“激进”或者“理性”。对于八九学运的组织者们谁“激进”、谁“理性”这个问题,人们不可能有一个定论。要说“激进”,八九年的学生们没有倡导暴力,没有想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的海外民运倒是非常“激进”的。要说“不理性”,当时的学生运动很守秩序,基本要求也很低,再要理性的话就是不参加这场运动,做个墙头草,或者老老实实“跟党走”,个人前途一定会更远大一些。我认为,不管别人说我们“激进”还是“不理性”,至少我们一直在试图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认真得甚至让一些“智者”嘲笑。

我一直坚持认为八九民运是一场理性的运动,尽管这场运动中一直有许多情绪化的思潮和行为。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所理解的“理性”是人们在思维和决策过程中能包容和考虑他人不同的意见,或者在一个群体的决策过程中,不同的声音在辩论中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而不是某个“光荣、正确”的思想统领整个运动。八九民运的发展过程中,很多的重要决策,不是少数几个具有“远见”的领袖所决定的,更多的是参加者中各种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组织和决策中心以及这些决策中心内部不同想法的代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从这一点上来讲,八九民运是理性的。同样,八九民运的理性也不是完美的。当时运动的社会环境、组织者的思想水平、运作经验和民主素质以及信息来源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都极大地限制了这种理性的发展,造成不同意见的相互作用大多是在情绪化、混乱的过程中进行的,各组织决策中心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的沟通渠道,造成很多决策是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做出,相互矛盾的结果常常给运动带来许多迷惑和混乱,一些组织者个人出风头和情绪化的思维也给理性决策带来困扰。尽管如此,这种包容性的理性精神还是对未来的民主实践具有建设性的启示,是人们应该进一步追求和发扬的。

以上拉拉杂杂谈了我对八九民运的一些看法,其中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我自己也不满意,在此直率地提出来,只希望抛砖引玉,求教于前辈、读者。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流亡到海外,经历了许多大起大落的波折,而我们自身许多毛病-浅薄幼稚、年轻气盛、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或不懂尊重他人、尊重长辈等等,在这种环境中不仅不能得到改进,还会常常被放大。我们需要长辈的指教和栽培。我们多少都有些虚荣心,有时也会在一片闪光灯中忘乎所以,但我们还不至于是没有道德、没有良心的无耻之徒。

对我自己而言,我为自己能逃离中国免除牢狱之灾而庆幸,也为自己逃离了中国和应当承受的磨难而内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内疚成为我心理上一个沉重的包袱。我相信每一个流亡海外的八九学生都经历了同样的矛盾心理的煎熬。但八九民运已经过去六年了,如果我们还纠缠在历史的细节中自责或自辩,而忘记了现实、忘记了未来,不管这种自责多么令人可敬,或者这种自辩多么令人讨厌,这都是可悲的。

如果我们想让世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经历写出来,如果我们要讨论过去的得失,我们就不应该互相指责,而应该澄清相互间的误解和成见,吧讨论放在对未来有建设性的议题上。如果我们还认为自己是普通人,我们就不应该装出一副领袖的模样,继续躺在八九年的光环中,而是要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良心,认认真真地做人,继续为中华民族做点事。如果我们自命不凡,想要成就一番改天换地的大事,我们就应该拿完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谦虚好学、增知养性,勇敢地面对批评和承担责任。对于所有以推动中国民主化为己任的人们,我也有个期望。如果你们相信民主,就应该从自身做起,用宽容、理解和吸收的方式来尊重不同意见,尤其是尊重民意和民主的游戏规则,宣扬民主文化,完善和实践民主程序。如果你们还背着精英的包袱,总感到自己就是正义和权威,那民主对人们来讲不过是一句骗人的空话,你们也不配得到大众的支持。

常劲草于旧金山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四日
(这是作者于十四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投稿后未有发表,文字上稍有润色改动)

=> 签名支持【天安门幸存者致《天安门》制片人的公开信】


附二:

王力雄: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 


最近,拍摄了纪录片《天安门》的美国长弓纪录片制作组(下称"长弓")发出呼吁(见附件),谈及他们正遭受一场可能被耗尽资财而倒闭的诉讼。提起诉讼的是一家有财力的美国公司,公司总裁正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柴玲。长弓呼吁书从维护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角度,希望得到签名支持。

我签了名。

我之所以签名,不在于我能断定诉讼的具体是非,我对美国法律不懂,对被立案的商标侵权更是外行。我签名是出于这样一种看法--必须允许对天安门运动的反省。

对《天安门》影片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是需要看到它是在进行反省,而且是迄今对那场运动的主要反省。我们应该支持这种反省,而不是站到反省的对面。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站在天安门运动一方谴责当局镇压的所有人,因此这个"我们"应该既包括柴玲,也包括《天安门》的制作人。

我们对天安门运动的态度,长期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赞美运动,二是谴责当局。赞美和谴责都是应该的,但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专制权力不会因为谴责而改变,这我们早已看到。而停留于赞誉,对我们又有多大意义?那种与不容批评联系在一起的赞誉,只是另一种" 伟光正",同样让人厌恶。对我们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对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这种反省即使不能改变历史,至少还可能改变未来,而且这可以由我们自己把握。

天安门运动有没有可以反省之处?从六四后的海外民运可以看得很清楚--当那场运动的各路领袖在自由世界云集,却把民主搞得一团糟,把民运从全球瞩目的巅峰搞到今日众人绕行的泥潭。二十年过去,当年用"年轻"为理由所原谅的,并未随年轻步入中年甚至老年而消失。领袖们如此,怎能让人相信运动本身无需反省?若是运动当年继续下去,后来民运发生的种种,可想也会在运动中显现(其实当时就已存在),并且放大多倍。

不容批评,不自我反省,正是民运的主要特征。柴玲状告长弓只是一例。对天安门运动的神化,让当事人不容他人批评,反过来也让他人可以抹黑当事人(只要发现其不符合神化)。说《天安门》影片破坏了柴玲形象,其实只是破坏了一个被神化的形象,并未破坏她作为普通人的形象。她在影片中有不少光彩照人的画面,称得上"硝烟中的甜美"。虽然她对记者的哭诉有些做作,但是那么年轻的女孩突然变成全球焦点,不做作才不正常。谁在年轻时会有宠辱不惊的定力?至于她说了不想死,那又算什么,哪个20多岁的孩子想死?众多对柴玲的批评,其实也是出自神化角度--她自己不想死,却"期待的就是流血",让"广场血流成河"去擦亮中国人眼睛,柴玲的这种说法固然不够高大全,但是若能深入多数政治人物的内心,他们在同样时刻很可能也和柴玲想得一样。只不过那些人老练圆滑,不往外说,而1989年的柴玲比较朴实,不但说了,还对着摄像机。

但是今日有了钱的柴玲,开始着手打击破坏了她神化形象的长弓,这才显示出真正问题。她控告长弓损害名誉未被法院受理,说明损害名誉不成立,只是损害了她想维持的神化--完美、不容置疑、却不真实。不过仅限如此,也算一种可以理解的个人意愿,无可厚非。但是当损害名誉告不成,还要用商标侵权的诉讼耗尽长弓的有限资财使之垮掉,就透露出整人和报复的用意。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能用金钱扼杀言论自由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会不会用权力去做同样的事?

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思考,倘若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可能变得和他们反对的共产党一样,意味着什么?这其中暴露的危险,需要我们更深地追究,民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民主代表者为何会这样?以民主为旗的天安门运动,自身是否找到了民主?而中国到底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怎样获得真正的民主保证?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地用民主两个字就可以回答的。我们必须正视和发现民主光环背后任何可能的不良,潜在的专制,领袖的不端,以及人性的危险。正因为我们对民主寄予厚望,把自己与后代的未来托付给它,也就应该更加尖锐无情、不留情面地对其审视和追究。

但是我们没有做,或是做得很少。我们的感情陷得太深,或者我们有太多东方式的纠葛。长弓的外国人做了,虽然做得不一定足够,也不一定都合适,可以有不同意,却应该感谢、至少也要尊重他们。他们使我们思考,是在帮助我们。而那些指责影片不该针对柴玲的各种理由,说到底是一种对反省的回避,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不被针对的理由,而没有针对的反省又如何进行?尽管柴玲那时年轻,却是天安门运动的代表形象,被反省涉及乃是其应得其所。享受桂冠的同时也得承受鞭笞,这就是公众人物的命运。而从另一角度,假若柴玲没有目前行为,说影片不该针对她倒也可以同情,然而正是她想搞垮长弓的诉讼,反倒显出了《天安门》以柴玲为剖析对象的预见性和必要性。

把柴玲说成弱者而反对《天安门》的,同时也是不容反省天安门运动的理由。因为天安门运动是弱势方,是无权者的反抗,是被镇压和流血的。但如果我们不是永远期待失败,不妨想想相反的可能,即假若有一天能成功呢?那么当初回避反省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所有缺点在弱者身上都不构成威胁,但是弱者有一天变成了强者,缺点的存在就会立刻成为现实的威胁。在我们以往的历史中,小人物摇身而成暴君的故事难道还少吗?

至于具体的反省内容,当然可以讨论。譬如我就不觉得领袖品德是主要问题,也不认为可以用非理性来责怪群众,更不同意所谓民智未开是失败根源。在我看,真正的根源正是让领袖品德败坏、让群众趋于极端、让民智呈现未开一面的民主模式。责任不能归咎于人民,因为不能要求人民适应民主模式,而只能是民主模式去适应人民。当民主模式不适应人民而失败时,却得出必须等待人民适应了模式再行民主的结论,完全是本末倒置。那些停驻于只能启蒙的感叹,也是这样一种思路。

我所说的反省天安门运动,不是对人对事的责怪和抱怨,重要的是找到能够制约领袖行为、提炼群众理性,又可以让人民智慧生发而非局限放大的民主模式。民主价值是普世的,民主模式却不可能普世,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只能用不同模式去适应。若是从这方面反省,主要的责任者便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当年那些两手空空搬弄教条,现在仍未找到自己的精英们,无论是鼓吹实行民主的,还是断言没有条件的,二十年来仍在咀嚼他人的冷饭。正是因为没有对天安门运动深入反省,二十年后的我们仍然在原地打转。即使今天再出现一次那样的运动,谁敢保证我们有能力跳出二十年前的覆辙?放眼环顾,当年绝食的孩子们今何在?办了六四绿卡的十数万俊杰为谁忙?知识分子蝇营狗苟于精英联盟分羹,中国向何处去的百年提问却依然迷茫,而各种危机一天天加深。这令人唏嘘的二十年轨迹,那么多沉沦,那么多背弃,那么多迷惘与无奈,而除了赞美与谴责,又能不能让我们深入自身,面向自己,多一点反省呢?

走出过去,走向未来--我在长弓呼吁书上签名,也是为了表达这样一种希望。

2009-5-29

=> 签名支持【天安门幸存者致《天安门》制片人的公开信】


附件:

呼吁书
纪念六四
兼论言论自由及其倡导者
(长弓纪录片制作组,2009年4月15日)


值此1989天安门抗议运动2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纪念这一惨遭残酷镇压的民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民众曾走上街头,要求新闻与言论自由。

20年前,长弓制作组着手编导纪录片《天安门》并建立相关的历史资料网站(www.tsquare.tv ),旨在以独立的视角和深入浅出的方式表现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动因及过程,并为学者和公众持续提供有关的研究资料。

1995年10月,《天安门》入选纽约电影节。影片尚未公映,就遭到来自中国政府和某些89学运参与者两方面的声讨。随后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的国际电影节禁演此片,声称《天安门》"歌颂暴徒,误导观众,伤害了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反对此片的学运参与者则一口咬定我们是受中国政府指使,斥我们"是一群苍蝇,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疾病。"

尽管如此,《天安门》仍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获得多项电影与学术大奖。影片至今依然受到媒体、有关研究人员以及教育界人士的关注,与其网站一道,已成为国际上有关中国现代史研究探讨的组成部分。我们深信,此类独立研究与独立影片的制作只有在学术界同仁、公共基金会及私人捐助的鼎力支持下,在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得以进行。

然而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独立制片和历史档案机构的基本生存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令人深感担忧的是,这种威胁竟来自一个曾在1989年学生运动中声称支持言论自由和民主的人士。柴玲,原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尖子班(注:美国一商业软件公司 Jenzabar)现任总裁,与她的丈夫 Robert Maginn(原 Bain Capital的合伙人及Director,现任尖子班首席执行官)于2007年在美国麻州波士顿以损害名誉和商标侵权两项罪名对我们提出了控告。

"损害名誉"的指控基于我们的网站链接了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发表的文章,其中涉及到有关尖子班、柴玲和Robert Maginn的一些负面消息。关于商标侵权的指控,则仅仅基于我们的网站中引述相关文章时出现了"尖子班"这一名称。对于"损害名誉"的起诉,法院决定不予受理。 对"商标侵权"的指控,法院认为:虽然由于两家公司业务不同,尖子班胜诉的可能性极小,但仍决定给予尖子班一次为其指控提供证据的机会。

我们的长弓制作组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纪录片制作公司,而尖子班是一家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管理系统软件的商业公司。我们与尖子班的业务毫不相干,亦不存在任何商业上的竞争。尖子班却指控我们的网站侵犯其商标,误导其潜在用户,从而造成其公司的客户流失。我们并非商业软件公司,也不销售尖子班的客户可能感到兴趣的一类软件,而且事实上也从未有人就尖子班或其软件与我们进行过联系。

近年来,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如《波士顿环球报》、《福布斯》、及《高等教育学报》,都曾报道过并在网上存档尖子班及其总裁柴玲的情况。长弓网站仅止于引用了这些报道。据我们所知,首发报道的这些主流媒体并没有受到尖子班的任何指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次法律诉讼显然是旨在以要挟为手段,迫使我们从网站上删除与柴玲和尖子班有关的信息。柴玲的律师就曾明确要求我们从网站上删除一切有关尖子班的材料。然而我们认为,这些历史资料不仅有关公众利益,而且早已通过其它途径进入公众视听领域。为尽早结束这场在我们看来是惩罚性的法律诉讼,我们与对方进行了多次谈判并作出某些和解性让步,然而这场官司目前依然在继续,已经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财务损耗,以至威胁到我们这个机构的生存。

以下是2007年5月对方提出的控告的摘录。 这些严重的指控既是对长弓制作组的威胁,更是对我们一贯所珍视的政治与言论自由等基本原则的威胁:

"出于恶意和对共产党政府官员的同情,并一心想诋毁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名学生领袖柴玲,长弓制作组在其网站传播有关原告的虚假信息,从一些过时的报道中收集误导性言论,散播半真半假的消息,以期造成对尖子班、柴玲和Maginn的不良印象。为确保这些内容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以造成最大损害,长弓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受法律保护的尖子班商标,将读者引到长弓网站。后果之一是,尖子班的客户及潜在客户被误导到该网站和该网站上的诋毁性内容,由此造成对尖子班名誉的伤害和商业机遇的损失。"

"我们获知并认为长弓的诋毁性言论出自对柴玲本人的恶意,图谋损害柴玲的声誉,以达到他们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

起诉书同时还要求:
"长弓必须申报由前述非法行为所带来的所有赢利,并用此非法获得的赢利对尖子班进行陪偿。"

我们认为,尖子班这一指控,旨在伤害我们这个非盈利性的独立制片和研究团体,这个团体在过去三十年间为世界各地的广大观众与教育界提供了有关中国历史、人文风貌的各种影片。柴玲和尖子班似乎已下定决心,除非我们顺其要求从网站上删除历史资料并回避尖子班的名称,他们就要通过旷日持久的诉讼过程耗尽我们这个非盈利机构的有限财力。我们认为,他们的目的和手段不仅对我们具有极其严重的后果,同时在更大的范围内,对言论自由与独立学术探讨也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

我们认为,在纪念六四20周年的同时,有必要反思与重申如下一些原则在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中的重要性。这些原则包括:独立思想、独立于任何政治与商业利益集团的历史研究、收集和保护历史文献、以及言论自由。

为此,我们向各位专家学者、各媒体及教育界的同仁们、以及关注此案的公众提出呼吁,请到我们的网站(www.tsquare.tv)阅读有关这场法律诉讼的详细资料,以期就言论自由等有关问题作出你们自己的判断。

此呼吁书绝非针对尖子班、其产品或其所提供的用户服务。我们无意引起或参与任何抵制尖子班,或有损于尖子班 的营业与雇员的任何活动。我们只要求维护我们的权利,捍卫言论自由,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受这一无理指控的伤害。

如果你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请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以表示对我们立场的支持。你的签名不具备任何法律义务、责任或承诺,也不表明你一定认同我们在影片或网站上发表的观点。你的签名只意味着,当一个商业公司企图凭借金钱与权势来压制争论、删除历史资料时,它的这种行为将在学术界以及公众中引起关注。

如果你愿意签名支持我们,请发电子邮件至 info@longbow.org 。请标明你的职务和所属机构。

=> 签名支持【天安门幸存者致《天安门》制片人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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