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
今天讲一讲，统战叙事误导外界八九六四认知的一个实例——五二七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关系到六四前能不能撤离广场、能不能避免六四大屠杀。外界至今还有大量被误导的虚假陈述，直接源于包括一些当事人的统战叙事。这些统战叙事，则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官方叙事的影响。后面会给出许多首次公布的原始材料来证明。【1】
VIDEO 统战叙事的误区是以为主导这场运动的是一些个人、明星，不清楚、不了解当时的学运组织的运作机制，甚至三十多年后，还在贬低学运组织的民主机制。
【2】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看六四凌晨是怎样撤离天安门广场的。这个话题以后的《六四檔案研究集》会专门细讲，这里只扣准学运组织的民主机制，来说明为什么这是统战叙事最遮蔽的部分。
【3】譬如今年，也就是「六四」３５年后，美国之音才找出一份六四凌晨的录音，剪辑播放了一小部分 。其实，六四檔案网站在２０年多前就公布了这个６０分钟的录音。美国之音今年这个剪辑，完全无视广场学生的民主机制，尤其是广场指挥部和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作用，剪掉了最重要的口头表决的过程，只留下表决后，军队打坏广播站喇叭的录音，然后就说学生开始撤离，似乎学生是怕死才撤的，完全偏离了广场民主机制的逻辑。
实际上，六四凌晨的撤离，是指挥部组织的营地联席会议全民公投的结果，是具有最高效力的直接投票。以前很多统战叙事都在说是由于当时四位绝食的知识分子劝说的作用。确实他們有作用，但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最重要的真相，广场民主机制的作用，则被官方叙事和统战叙事完全掩盖、扭曲或贬损。
【4】这里，给大家听一听当时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从德，也就是我，代表指挥部主持口头表决前后的录音。前面这部分，来自另一个录音，香港《星岛日报》记者蔡淑芳在现场录制的。【播放1989-06-04封从德v蔡淑芳.mp3】
这段录音之前，还有我在不断呼叫○○八的声音，○○八是指挥部特别纠察队队长，还有北大特纠二十八支队，也就是北大筹委会派到广场的卫队，来加强保安。
【5】这段录音之后不久，就是我主持口头表决的录音，三分半钟，完整的，没有剪辑。从口头表决，到我宣布撤离和撤离路线，间隔半分钟，期间我征求了周围人员的看法。随后，广播站站长王童高声策反戒严部队官兵，刚刚说到「你们受了欺骗」，共军就把喇叭打坏了。
这第二段录音，来自人民大学青年教师顾晓阳。美国之音今年播出的几分钟，就是这个录音，里面学运组织和民主机制的作用都不见了。这并不偶然，而是统战叙事矮化学运组织的一贯做法。【播放1989-06-04封从德v顾晓阳.mp3】
【6】美国之音有时也能给出惊喜。譬如今年展示的89年4月19日北大三角地的录音片段。没想到无意间，美国之音居然选择了我和熊焱的演讲来代表这晚的发言，其实就是八六学潮后「行动委员会」的延续，录音中我们讨论了成立组织、办一份北大学生自己的报纸、最终争取开放报禁和党禁。可惜惊喜又变成惊叹，美国之音再一次屏蔽了八九学运组织的真实情况，网页文字说明中只提到民主沙龙，却没提及成员多得多、也更重要的「行动委员会」。这也是跟随中共叙事和统战叙事的恶果，以后另有专题详细说明。
作了上述铺垫，才能进入今天的主题——为何六四前没能撤出广场？
【7】其实，这个问题十年前我就在香港《开放》杂志上有专文分析（见附后），指出外界受一些当事人背离史实的误导，成为贬低、丑化八九学运的一个关键话术。中共叙事一唱、统战叙事一和的这个话术是说，学生不听知识分子的劝导，一意孤行，坚守广场不愿撤离不见好就收。而历史事实却正相反，实际上在最关键的「五二七联席会议」上，学生指挥部两次提出撤离计划，尤其是「南下北上」的「空校计划」，完全不被联席会议采纳。
【8】这是那篇文章的主要段落，大家可以慢慢看。这里的「联席会议」，也称「首联」、「维宪会」，是中共统战部找来的一些人主导的，按照为其辩护的张思之律师书中所说，他们「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的「保皇党」，「六四」后却被放到通缉令首位、而遭重判，又在不久后提前释放到海外，于是自然成为被外界高度关注的明星，占据民运重要位置和话语权。因此，这样的统战叙事就成为八九六四叙述的主流声音，各种媒体和文章、书刊、学术研究，都通过这些统战叙事，接受中共叙事的间接洗脑。其中细节，以后详述，这里只举证一个关键细节——「十点声明」的原版。
我十年前的文章，限于篇幅，杂志没能刊出「十点声明」的原件，说服力看来不够，因此至今关于「五二七联席会议」的统战叙事，依然甚嚣尘上。
【9】这里首次公布四个版本的「十点声明」原件，可以证明我文中所言不虚——统战部找来的知识分子主导的维宪会原来根本没想撤离广场，而是要「至少坚持到六月二十日」。这与他们后来的说法正相反。
【10】而恰恰是因为学生指挥部正副总指挥的介入，才改为「５３０撤离方案」。
【11】柴玲提议采行「空校计划」在会上受阻，我再以资金不足的技术理由才使得大家不再坚持「６２０方案」。
【12】其实按照维宪会原本的设想，６２０都不一定撤，声明原文是「至少坚持到」，根本没提撤。
【13】许多人在历史面前，做了伪证。直到今天，还在做伪证。因此，广泛流传的统战叙事，异口同声地改写了历史，说什么五二七联席会议一致通过的５月３０日撤离的方案，却「最后没有被广场指挥部接受」。根本是颠倒黑白。
十年前我的文章中，没有详细说明柴玲提议的那个「南下北上」的「空校计划」。
【14】按照对八九六四研究最深的历史学家陈小雅在其巨著《八九民运史（2016年增订版）》中的总结，空校计划是「当时无可替代的最佳方案」。这个广场撤离计划，同时又是一天前广场营地联席会议通过的「主动出击」方案，这才是戒严后六四前八九民运丧失的最好的一次机会。而这一点，所以统战叙事都三缄其口、噤若寒蝉。如果这个方案得以实施，一个天安门广场，就会在全国遍地开花，变成一百个、两百个广场，中共再多军队，也无计可施难以控制，而且可能随时兵变。拖上几个月，柏林墙就倒了，齐奥塞斯库都被处决了。可惜的是，这次机会，在统战部、也就是「对敌工作部」找来的人主导的「维宪会」上，被阻止了。关于南下北上，尤其是「六四」前几天南京已经开始的「北上长征」，以后的《六四檔案研究集》中，会有详细分析。
【15】回到今天的主题——为何六四前没能撤出广场？现在应该清楚了，问题出在两个「联席会议」上。一是统战人物的「维宪会」，全称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名义上王丹是召集人，实际上是王军涛、陈子明；另一个是学生议会，全称是「广场营地联席会议」，李录主持。但学生议会并非不可为，5/19运作復食已经证明，只要学运核心圈达成共识，即便多数同学不愿意，也可以做到。更何况六四凌晨，本来几乎全部都是要坚守广场的，却也可以运作撤离。
为何六四前没能撤出广场？这个问题其实这些还不能确切回答，因为还有一个疑问没法解决——
【16】这个疑问就是：张思之为何到了2016年，还出书说王军涛、陈子明是「保皇党」？35年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指挥部的李录是六四前撤离广场最大的障碍，甚至相信他是当局派来的，若真是这样，他操纵学生议会坚持不撤就顺理成章了。而另一方面，如果维宪会的操盘手王军涛、陈子明也是接受中共任务的「保皇派」，目的是保党，那岂不是学生指挥部头上的两个「联席会议」都被中共控制了吗？中共档案打开之前，这个问题很难有答案。
【17】还有许多细节，以后《研究集》中再细论，这里小结一下「五二七联席会议」的重点：
● 「维宪会」原计划是广场「将至少坚持到六月二十日」，已经印制了多个版本的《十点声明》，并没说要撤；
● 五二七联席会议上，学生指挥部总指挥柴玲提议「南下北上空校撤离计划」受阻，没通过；
● 这时封从德以资金不足质疑６２０方案，才改为５３０撤离方案。
● 一些人坚持统战叙事，黑白倒置，至今依然。明年再看有没有改观。
【18】谢谢大家。
附：2014年发表在香港《开放》杂志上的文章（PDF原文 ）
八九學運為何未能撤離廣場？
作者： 封從德 特別報導 更新於︰2014-07-12
編者按：25年來，對八九學運的反思中，學生撤離廣場是議論很多的一個焦點。封從德曾是廣場的副總指揮，和柴玲一起，參與學運全過程。本文提出有關撤離廣場的若干重要人事見證，反駁某些居主流地位的意見，指出知識分子介入的責任。
照片备份 六四屠城後25年來，「廣場學生為何沒能提前撤離」一直廣受質疑，而眾說紛紜。不少人抱怨學生不聽知識分子的話，否則六四悲劇可以避免。你若讀完本文，相信會發現許多人在扭曲真相，責任不全在學生。近期傳出幾則黨媒訊息，亦觸及這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似是而非的字句，但其中共背景，外界相當詫異。這些訊息包括「多維」和「亞洲周刊」刊登的戴晴、孔慶東言論及江迅對張思之新書的報導。本文先探求歷史的真相，再評估這些訊息的價值。限於篇幅，資料出處多略去，讀者可網搜「天安門之爭／六四的關鍵內情」，或參看拙著《六四日記》。
我參與八九學運的簡單經歷 我參與了八九學運組織的全過程，可能也是最全的一個：第一個學運組織北大自治會的歷屆常委，北京市高聯主席，天安門廣場絕食團廣播站創建人，絕食團指揮部、臨時指揮部和廣場指揮部歷屆副總指揮，直到「六四」凌晨主持口頭表決撤離廣場。但我捲入學運卻很偶然：當時我正趕做有關衛星圖像識別的碩士論文，六月份答辯後就要去美國留學；然而，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成為運動起點的當天，我在北京大學遙感所的電腦硬盤正好壞了，這才有時間去北大三角地看大字報，我的命運也由此改變。此番際遇令我感恩，亦賦予我不可推卸的責任。於是整理六四檔案二十餘年，對上述問題逐漸形成自己的看法。蒙《開放雜誌》不棄，整理出來就教於大家。（按：開放出版社2004年曾出版《沉重的回首》，收集代表性六四評論。）
戒嚴後撤退廣場是問題的焦點 八九民運長達兩月。5月13日三千餘人絕食一週；20日北京戒嚴，兩週未能實施；六三至六四夜間二十萬野戰軍血洗北京，造成死亡三千，傷者上萬（按：張萬舒報導中國紅十字會的死亡人數是727人）的「六四」大屠殺。如今討論「六四前為何沒能見好就收？」主要是指為何戒嚴後沒撤，尤其對作為廣場總指揮柴玲的苛責，都是指戒嚴後。
以前有些人批評學運是倒過來的，他們反倒認為戒嚴後應該見壞就上、甚至「六四」也要拼命上，如胡平；或刻意掩蓋自己戒嚴後的類似作為，如戴晴。奇妙的是他們倒是最起勁批判柴玲的人，同時小心翼翼地收起他們過去的說法。關於八九學運的檢討，二十多年已經很多，我也發表過不少意見，但今天看來有些問題還有澄清的必要。
戒嚴後廣場上的組織狀況 天安門廣場的進退，外界常聚焦個人的責任，但真能決定「撤與否」的卻是「組織」，我認為當時按影響力而言，應是這幾個組織最大：廣場議會、北高聯、廣場指揮部、首聯及社經所群體。但絕食這一招對整體學運的影響之大，沒人預見到。一旦發起，效果那樣驚人，已是能放不能收的宏觀形勢，這些組織對混亂的廣場的撤退與否，已沒有決定性的權力和影響。
發起絕食是否有體制內高層的授意？目前仍不能確定，但很可能幾位發起人誤信了「中南海改革派希望學生大鬧，鬧得越大越好」，頭天晚上他們甚至還去過趙紫陽心腹田紀雲副總理的辦公室。如果確有中共高層介入，運動組織自然很難收放自如。更何況絕食的發起，拋開了當時的學運組織（如北高聯及北大清華的自治會等），廣場上的組織自然分裂成好幾塊，相互抵消，一盤散沙，就更難有所作為。但具體來看，戒嚴後這幾個團體還是發揮過各自的作用。
廣場議會也稱「各校代表大會」、「營地聯席會議」，最受外界忽視卻最具權威。它由各校代表組成，絕食後幾乎每天開會。廣場上的高校代表，從北京四十幾所很快擴展為全國三百多所，外地代表越來越多且常流動。廣場議會的決議常波動，但總體上傾向不撤。如五二六凌晨，廣場議會經五小時辯論，288票中僅8票主撤，不到3%。直到「六四」凌晨，才由我主持口頭表決，全體大會直接民主，最後裁決撤離廣場。
戒嚴前後數日，北高聯主導廣場，較傾向於撤，但終未成功。五二一下午「北高聯四十多北京高校代表基本上都同意撤」，廣場議會48票中32票主撤，佔67%。但次日晚，高聯即被廣場議會逐出廣場回校整頓，移交兩天指揮權給臨時指揮部，後因首聯介入，未能再回廣場。
廣場指揮部自然更直接掌握運動方向，它由絕食團及臨時指揮部脫胎而來，其成立得到首聯助推。五二三首聯即「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宣告成立，然後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從其全稱也能看出：當時只要改良不想革命，所以「維憲」即維護中共憲法；傾向於堅守，所以要「保衛天安門廣場」。
照片备份 首聯及社經所主張不撤離廣場 知識分子主導的「首聯」由社經所（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群體推動而成。該所核心是陳子明、王軍濤，首聯全稱即由陳命名。因稱「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故由王丹、包遵信（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發起人）等人聯絡其它組織的骨幹參與會議。據最近報導，王軍濤的辯護律師張思之先生在其新書《行者思之》中提到王丹的口供，稱「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王軍濤訪談正好印證此說：「王丹說他聽我的，王丹做的事我必須承擔責任」，並以此說明自己確是「黑手」（1994年6月《開放》六四專題26頁）。但後來王軍濤否認為王丹發起絕食承擔責任。
與外界印象相反，首聯傾向堅守廣場，「始終沒有做出撤退決定」（陳小雅語）。有如下重要事實：
一、逐出北高聯，助推指揮部。五二三成立當晚，首聯王軍濤、王丹等人就去北大阻止傾向撤的高聯回廣場。
二、次日正式成立大會上，王丹宣讀首聯聲明〈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其中盡是「我們只能背水一戰了」、「堅持就是勝利！」一類言辭。
三、王軍濤起草的大會誓詞：「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甘願用我們年輕的生命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四、五二五王丹憂慮廣場疲態，趕回北大呼籲組隊去廣場輪流值班、「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打一場持久戰！」
五、五二六首聯決議：堅持到六二○人大開會。包遵信回憶，會上多數人支持堅持到六二○，「並確定由甘陽起草一分聲明」，即五二七《十點聲明》原稿。
六、該聲明在五二七開會前王軍濤等人都看過，要「至少堅持到六二○人大會議召開」，但因指揮部的介入，才改為建議五三○撤離。
這些史實後來被一些當事人扭曲，以至南轅北轍：「社經所成員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並以此影響了聯席會議的立場」（社經所及首聯群體回憶《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顯然背離史實。《王丹回憶錄》也類似，「撤出廣場的努力失敗了」、「儘管動員廣場學生撤出來的努力沒有成功，但我還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之類標題和句子隨處可見；就連五二五呼籲打持久戰堅守廣場，也解讀為「是需要考慮學生是否撤出廣場問題的時候了」；又稱五二七是「在王軍濤的建議下」才議決五三○撤出廣場，然後才由甘陽起草聲明；這是直接篡亂歷史。
指揮部的撤離計劃未能實施 廣場指揮部總體傾向堅守廣場，但並非沒有撤離計劃。五二六楊濤代表北大和高聯，來指揮部商討「空校計劃」，得到我和柴玲等人認同。可惜這一計劃未能實施，關鍵就卡在首聯。五二七首聯會上，總指揮柴玲明確提議空校計劃。但因首聯本意是至少堅持到六二○，劉曉波、邵江回憶說，王丹和吾爾開希當即反對說「空不了」。此前指揮部裡李錄也強烈反對，因此我並未奢望它在首聯通過。
這時，我就開始反對六二○方案，理由是財政不支，很難堅持下去。大家這才同意改為五三○撤離廣場。首聯這些人本以為原稿鐵定通過，會前已直接拿去當決議印刷，會後才很火大地改印了五三○撤的新版。因此當時印了兩個版本，以至於李錄、陳小雅和包遵信書中用的都還是甘陽原稿。由此也可見首聯本來根本不想撤。這就是五三○撤離計劃的由來。
這個撤離計劃也未能實施，許多人認為關鍵卡在李錄，及柴玲變卦，卻忽略了組織的作用。香港幾家報紙報導了28日凌晨的衝突：指揮部五常委會議「四人希望撤離廣場」，遭外高聯同學猛烈衝擊，要接管廣播站。最後五二八晚廣場議會議決回歸六二○方案，此前已有首聯和北高聯的類似新決議。至此，指揮部的兩個撤離計劃均未能實施。
李錄、王丹、何維凌的角色 三年前柴玲出版回憶，說她五二七首聯會後告訴李錄要撤，被李錄罵得七竅生煙，感覺又笨又羞辱，才改口對大家說五三○撤離建議還得經廣場議會，同時則想離開廣場出去發動兵變。於是做了個錄像，用自己的口說別人的話，可能成為她一生的夢魘。柴書中說，那個「別人」就是李錄，堅守廣場就是要期待流血，這話是李錄說的。但外界依然不依不饒：自己若不認同，何苦錄像說出？「六四」後柴玲因此成活靶，飽受批評，被各方祭為替罪羊。有些關鍵問題，其回憶錄非但未澄清，反倒更糊塗。譬如出去發動兵變的想法從何而來？去找軍頭的中間人是誰？另外，「六四」凌晨有人告訴她「堅持到早上六點，趙紫陽的軍隊會嘩變」並影響了她的判斷，這又究竟何人？隨便指出，戴晴移花接木將此事挪到五二八，費了心思。
李錄當時相當於廣場議長，用民主程序來質疑五三○撤離計劃，堅持只有廣場議會的決議才有效。後來眾人指責李錄，卻迴避這個令其尷尬的民主程序，或僅以代表的流動性來質疑廣場議會的合法性，但又提不出更好的方法。李錄確實從未認同過任何撤離方案，有人指責他自私，因為他作為外地學生，學生撤回北京校園就沒用武之地了；甚至有人說他是廊坊警官學校培訓的特工，以此解釋為何當時和之後他都那麼神通廣大（流亡海外的通緝學生中唯一能公開回國投資做生意的），李錄回憶說是四月底才到北京，很快就注意到柴玲並取得其信任，卻受到王有才和我的冷遇。後來李錄確實是通過柴玲才在廣場上立足，他給柴玲出主意成立絕食團指揮部，而加入的條件是面臨鎮壓時自焚，一下子就令此前幾位絕食團領導人出局。柴玲做總指揮也確實依靠李錄的能力，因此五二七李錄的咒罵才令她如此難受，以致要辭職。不久李錄決意取代柴玲做總指揮，六二徵求我的意見，因「六四」而未成。
王丹的作用並非外界以為的那麼大，首聯實際掌控在王軍濤等人手中，張思之所言不虛。本來王軍濤等人推王丹做總指揮，未成；又推他做廣場議長，也未成。張先生為王軍濤鳴冤，稱「是執行中共中央統戰部黨組織交給的任務」、「幫助黨組織執行任務，反而成了罪人」，又稱王軍濤陳子明都是「保皇黨」。眼看無法掌控廣場，首聯和社經所群體就自己退場，五月底退到郊區，「六四」時基本上都不在廣場。他們退場時，神秘的何維凌出現了。
何維凌之所以神秘，一是手眼通天。他大學與鄧樸方同班同屋，還助其打理康華公司。二是其斡旋又很快被捕。五二九深夜他找到包遵信，也許還有楊冠三，要求轉告首聯王軍濤等，鄧小平和楊尚昆都首肯其方案：學生撤離，軍隊進城，開聯歡會，皆大歡喜。但次日他就被捕。有人聯想兩天前鮑彤被捕，認為是李鵬不想見到廣場撤離。但何的上級陳一諮卻認為是李鵬要整趙紫陽「裡通外國」的罪證，抓捕何查他與中情局的關係。何死得蹊蹺，九一年與小女友車禍死於墨西哥沙漠，據說酷似張宏堡車禍。但2012年何妻郭秋姮公開控訴親友侵吞其巨額資產，披露就在何車禍當天，正辦理移民美國的兩個子女也遭綁票，那麼，這起車禍會不會只是謀財害命？一切皆在迷霧中。
記憶的戰爭，真相終將勝利 回到本文開頭的話題，「多維」和「亞洲周刊」是否在替中共放風，試探「六四」話題的反應？江迅也是位神秘人物，為何要藉張思之的口，稱王軍濤是「保皇黨」在執行中共「黨組織交給的任務」？為何又藉此指責王丹的「供詞一副奴顏，說法駭人聽聞」？習近平會不會將孔慶東等人樹為八九學運領袖，再以高額撫恤封口，一箭雙雕分裂民運與天安門母親群體？我認為這種可能性並不大，但值得留意，尤其要看如何處理組織「六四公祭」的陳衛、于世文等人。
多維辦公室目前在北京，孔慶東通過多維攻擊我，令我感到榮幸。而戴晴還在一如既往地編故事。僅舉一例：比較戴文《六四事件全程實錄》中「封從德說」的內容，和拙著《六四日記》465頁和註320，就可清楚看見，戴晴抄了拙著幾段話，掐頭去尾，將其中的「他說」、「××說」、「據×××回憶」等白紙黑字全部剪掉，就變成「封從德說」了。很有意思，戴晴文章每次提到我，都在編故事。以前她移花接木拼湊了五一四晚我的假故事，恰恰證明是她1992年以後亂抄而且編錯了的。而又恰恰是戴晴這段栩栩如生的假故事，被轟動一時的《天安門文件》抄進去，連錯處都一模一樣，由此我才識破《天安門文件》是贗品。這還真得感謝戴晴編的故事。
「六四」屠殺硝煙未散，記憶的戰爭已悄然開始。暴力之後，謊言肆行。系統性的謊言，就是文化暴力。暴力的三種形態——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與文化暴力——官方全派上用場。屠城的直接暴力不言而喻。結構性暴力中，滲透、分裂和排斥對扭曲真相尤其有用：滲透，以偽裝來占據反對派中心位置；分裂，以分而治之；排斥，以邊緣化真正的異己。由於資源和信息極不對稱，中共在實體社會佔盡優勢，通過滲透、分裂和排斥的手法，去佔據「六四」真相話語權的中心位置，而邊緣化中共不喜歡的人。看看張思之的見證，比對一些人對真相的扭曲，是否影影綽綽看到官家的蛛絲馬跡？
不過，專制還是遇到了天敵：互聯網將中共打回冷兵器時代。網絡空間的灰色地帶，不可能被完全封殺，網上論戰就像冷兵器那樣一對一，五毛與網民相比，人數必處劣勢，因此終將輸掉這場網絡戰爭。「六四」屠殺已經25年，謊言仍在繼續。而記憶的戰爭，真相終將勝利。
（民國一○三年夏至寫於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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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mments
推荐阅读封从德。这两个人我都有直接的甚至不浅的接触。封从德是一个正派的人，会有缺点；而王丹则是麻绳串豆腐，提不起来。王丹与王军涛的关系，可以相信封从德所言。我可以说的是，王丹到国外后继续他与王军涛这种近似主从的关系，他自己也直言不讳，尽管许良英先生还有周围朋友的劝说。盲从王丹，是把自己降到到脑残的傻“粉”的层次，社会浮躁只需要戏子和捧角的。
64後各人為不同利益而對學運隨意栓釋令人看到中國人的醜陋和無恥一把責任推往柴玲身上更是無恥之極，柴玲一句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實在令人唏噓無奈
改革派的對頭只有將改革派擠下，才會有空位子騰出來讓他們佔，胡耀邦被搬倒的理由是反自由化不力，趙紫陽要如何才能將位子坐穩，其實是很明顯的，只要他對維權的群體心慈手軟，就是對頭的藉口。十年鬆綁，種子長成小苗了，跟瓶頸撞車，八三、八六年學潮未必預示八九的風起雲湧，但體現了趨勢、方向，碰巧胡耀邦猝亡，一場泄哀順便指控保守派的社會事件爆發了。王爺不急奴才急，趙紫陽與其附庸與其附庸的附庸做了多少借學運圖抵抗對頭搶班奪權的事，誰知道，另一方面是他們的對頭也不會閒著，我清楚記得，群眾抗爭活動早段，就有指責趙紫陽家屬倒賣的口風流傳，後來趙紫陽說大家都來公布財產，就由我趙紫陽第一個做開始。這要了鄧、陳、王震等人的命了，他們家誰沒子弟正在過河濕腳！維權，從來就是要了獨裁專制主義的命，改革派那種讓黨變得人性化的善意，是要了特權個體的命根！結局其實毫無懸念！那時，趙紫陽他們沒誰真的想要了共黨的命，這是趙紫陽沒像葉利欽那樣的原因，而小苗苗太嫩，沒有可能在太子黨他們爹和欲奪權的保守派所派出的強大暴力前面挺住，我說的並非指街頭壁壘戰，而是鄧南巡後，特別是鄧死後，那段寬鬆時期，小苗苗的鳥獸散沒有再凝聚如同當年大學學生會，向錢看和莫談政治太成功。我早知道知識份子裡太多戴晴那類人，老右雖被整得死去活來，他們裡面卻亦多人是年年月月盼黨轉死性的，也於是這類人其中的一部分總跟黨的對立面過不去，將水攬渾，甚至可以生安白造，因為黨的對立面污染他們的美麗想像。
Politics is a dirty business driven by power, especially military power. In other words, it is not a game for twenty-year-old kids to play.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the KMT) knew this.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knew this. Capitalist Roader Deng Xiaoping knew this. Unfortunately, the students of 1989 in the Tiananmen Square did not seem to know this. In consequence, they suffered a big set-back, along with many ot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