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memo - 戴晴：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 by 胡楠

　　戴晴：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　　 胡楠　　我得承認戴晴這個人很難寫。不僅僅因為我未曾與她有過交談，沒有直覺上的把握，而且她在中共當局、自由派知識分子、民運人士之間扮演了一個備受爭議的角色。也許正因為如此，戴晴這個人更值得寫。我閱讀過她的大部份作品，也與數位熟悉她的朋友交談過，所得的並非一個完整的印象。但我至少可以說，在一個幾乎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度裏，戴晴是一位用心思量、表現卓越的記者。同時，由於她特殊的背景、敢言坦盪“多事”的作風，已經和仍將在中國的大變革時期，扮演一個奇特的卻很難說清楚正負作用的角色。 (Memoir Tiananmen´89)　　※元帥養女‧總參軍官‧記者　　戴晴，原名傅小慶、傅凝，一九四一年八月生於四川重慶。其父傅大慶早在一九二零年經陳獨秀介紹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翌年赴蘇東方大學學習，後隨周恩來參加八一南昌武裝暴動，坐過國民黨的監獄。四零年傅大慶與楊潔同居，次年由葉劍英擔任證婚人正式結婚，隨即被派往北平敵佔區搞情報工作，直接與第三國際聯系。四四年遭日本憲兵隊逮捕殺害，其女兒小慶一直由葉劍英收養在身邊。一九六零年，戴晴考入高幹子女雲集、培養高級軍事科技人才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現改名為國防科技大學，並南遷長沙）。戴晴在該校學的是導彈專業，畢業後分到中央軍委總參三所搞情報翻譯工作。總參三所是個神祕兮兮的機構，專門從事軍事情報工作。戴晴因此被指為“國安部的特務”。 (Memoir Tiananmen-2004)　　文革結束後，戴晴曾往南京解放軍外語學院進修英語兩年。進修期間，即一九七八年，她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處女作《盼》（短篇小說），把兩地分居的知識分子境遇中的酸、甜、苦、辣、咸寫得如訴如泣，頗獲好評。　　進修結束後，戴晴的工作關係由總參轉到中國作協對外聯絡部。一九八二年，《光明日報》再三延請她入行，甚至還接受了她開出的苛刻條件──“一不坐班，二不採訪官式會議，不做那些只發豆腐塊新聞的記者。”從此，中國新聞界出現了一位極為優秀的記者，不管她是否有意無意利用了葉劍英元帥這塊招牌，抑或有《光明日報》“特殊記者”記者的身份，可以自由訪問各界知名人士及閱讀某些難得的檔案資料，總之，她的一系列作品證明《光明日報》那位延請戴晴的領導人確有慧眼。後來《光明日報》批判戴晴的文章卻說：“她感興趣的是四處採訪那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物。一九八六年以後，她利用在《光明日報》辦‘學者答問錄’專欄的方便，轉達傳播方勵之、嚴家其、金觀濤等人的觀點，並與這些人過從甚密。” (64memo中華富強-1989)　　《學者答問錄》是戴晴的專欄，她真正引起人們廣泛注意的不是小說《盼》，而是這個專欄。戴晴採訪過的學者不止中共點名的方勵之、嚴家其、金觀濤“三個典型反動人物”，而且包括大批如梁漱溟、黎澍、馮友蘭、厲以寧、姜洪等在各個領域頗有建樹的當代名儒。戴晴自己曾坦承：“我得益於思想和情感的長期壓抑，所以當他們一碰到我這樣的人，有一種悟性，一種感情的溝通、情緒的溝通。” (64memo.com - 2004)　　※為王實味、儲安平翻案　　從八七年到九零年，短短四年時間，戴晴至少出版了七部著作，包括：《走向現代迷信》（真理標準問題大辯論記實，與陶鎧、張義德等人合著）、《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中國女性系列》（與洛恪合作）、《？+！》（戴晴主編，收集了部分記者在大興安嶺大火現場經歷，無情地揭露了中共一些領導幹部進行新聞封鎖、扼殺新聞自由的卑鄙行徑）、《儲安平與黨天下》、《長江、長江》（戴晴組織科學家就三峽工程是否上馬進行論證的文集，反對耗資巨大的三峽水利工程上馬）、《我的入獄》。 (64memo祖國萬歲 / 89)　　在戴晴的作品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以及《儲安平與黨天下》。　　二十歲加入中共的王實味，四二年整風時，因發表《野百合花》、《硬骨頭與軟骨頭》等文章，批評當時中共領導人生活上有特殊待遇，成為重點批評對象，被開除黨藉，一九四七年在山西被處決，死時四十一歲。但王實味的妻子劉瑩，直至一九七八年才獲悉丈夫的死訊，並曾赴南京向黨申訴。　　戴晴用了三年作調查研究，於一九八八年寫成《王實味與[野百合花]》，在大陸《文匯月刊》及香港《明報月刊》上發表，引起轟動，也引起中共高層某些人的震怒，不准其它報刊轉載。因為揭開這宗中共歷史上著名的文字獄，等於解析了中共一些掌權者殘暴的整人術。　　出人意料的是，中國公安部今年二月七日發出了《關於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復查決定》。文件指出：“在復查中沒有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在此之前，九零年十二月九日，公安部王實味專案組的兩名審查員，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車製造廠宿舍找到年逾八旬的王實味遺孀劉瑩（王實味的兒子王旭楓在該廠中學教書），說王案可以公開平反，但王實味的黨籍不能恢復，更不能“追認烈士”。劉瑩當面拒絕了公安部給的一萬元慰問金。後來十堰市文聯表示亦可代存該筆慰問金，每年將利息納入該市一年一度的文學創作獎，發獎時將聲明獎金中含有“王實味同志平反”慰問金。 (64memo.com-89)　　今年六月中旬，王實味的女兒王勁楓前往北京探望了戴晴，表示感激之情。戴自然十分高興，她對我的一位朋友林翠芬小姐（香港《明報》資深記者）說：“公安部能對王實味案平反，做到起碼的實事求是，是一種進步。對於中共每一步進步，都應表示歡迎，盼其繼續進步。”　　《儲安平與黨天下》曾發表在南京的《東方紀實》上，我卻是九零年才在多倫多一位朋友所藏的《明報月刊》上（載於八九年一月至四月號）看到。我所經受的震撼，不亞於讀《王實味與[野百合花]》。時至今日，全國五十多萬名“右派分子”已獲“摘帽”平反，但儲安平卻被列為“不予改正”。而且，儲安平是在一九六六年深夜一個夜晚，離奇“失蹤”，從此未再出現，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六四檔案 - 1989)　　戴晴詳盡地記錄了儲安平的崎嶇命運，包括他在中共統治下走向厄運的悲劇歷程：儲安平是中共於一九五七年發動“反右鬥爭”時重點打擊對象之一，其最嚴重的罪行是他將中共建國八年裏的表現概括為三個字：“黨天下”。於是，儲被撤去《光明日報》總編輯之職，並被扣上“頑固反共分子”等帽子。事實上，儲按平是一個曾無情抨擊國民黨、傾向共產黨的新聞記者和“民主派人士”（儲曾創辦《觀察》雜誌，係後來戈揚女士主編的《新觀察》前身。但是，單是右派身份至今未除這一點，就已說明，即使中國沒有發生“文化大革命”，也從未被萬惡不赦的“四人幫”極左派竄擾搗亂，包括儲安平在內的一批民主黨派人士，也仍然無法躲逃被打成右派的命運。戴晴在文章中說：“國民黨的自由是多少的問題，而共產黨的自由是有無的問題！” (64memo.com - 1989)　　有人以為，戴晴能寫這些“翻案作品”與她是高幹背景有關，可以查閱各種檔案材料。我認為這樣評價並不公平。且不說能查閱檔案的不只是戴晴一人，不說這裏更需要的是膽識；事實上，戴晴寫作成功並非查“保密材料”所致。她自己曾說過：“素材來之不易，因為這牽涉到國家保密問題，保得莫名其妙。我對付它的辦法，就是我不涉及你的機密。我寫王實味的時候，沒有動用過鎖在西山檔案館裏的東西，沒有動用中央組織部的材料，我做的都是私人訪問，採訪的是普通人，用的是他肚子裏的東西。剩下的，我翻文獻──對不起，是你發表過的！” (64檔案-2004)　　※八九學運中態度保守　　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光明日報》發表署名“鄺岩”的長篇批判文章：《動亂“記者”戴晴》。該文指戴晴早於八九年三月十四日，聯絡蘇煒等四十三人聯署公開信，支持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四月中旬《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發生後，她拍電報給欽本立打氣壯膽；五月十四日糾集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李洪林、於浩成等來到學生中間，為動亂火上澆油；學運期間，她頻繁與英、美、日、香港等地傳媒接觸，作了大量歪曲報導。文章結尾說：“其實，戴晴哪裏是中國知識界精英，她只不過是國內外妄圖把中國演變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反動勢力的一個走卒罷了。”關於戴晴在八九學運中扮演的角色，一些民主派的知識分子亦有非議之詞。在“六四”之前，戴晴便公開支持新權威主義，主張開明強人政治，與許多民主派知識分子意見相左。胡耀邦去世後，她參加了《新觀察》和《世界經濟導報》座談會，揭露了中共七十年政治鬥爭內幕。她還參加了人民大學舉辦的演講會，參加了統戰部召開的知識分子座談會，她明確支持學生愛國行動。五月十二日，戴晴得知北京大學上百名學生貼出聲明，決定第三天到天安門廣場絕食，急忙聯繫一些知識分子，希望大家出面阻止。五月十三日晚，戴晴出面邀請了她在國內的十二位知識分子朋友，準備第二天在《光明日報》社開會，討論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五月十四日的會上，十二名知識分子聯名發表了《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希望在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宣佈學生組織是合法組織並願意進行公開對話後，學生能停止絕食。但學生對此反應冷淡。戴晴為了達到預期目的，又與另外十一位知識分子前往廣場。戴晴在廣場上即席講了一段話，大意是上面的難處，如果趙紫陽或李鵬說學生是愛國的，學生就應當撤走。結果引起廣場一片噓聲，同去的一些知識分子對戴晴的這一個人舉動也表示不理解。 (六四檔案-2004)　　關於戴晴的各種傳聞開始擴散，有人說她是國安部的特務，有人說有戴晴參加的活動，他們就拒絕出席。戒嚴開始那一天，我自深圳趕到北京，請求一位朋友介紹我採訪一下戴晴，但那位朋友憤然拒絕。後來，那位朋友告訴我，他問過戴晴對戒嚴的看法，戴晴竟說：“假如我是李鵬，我也會這樣做。”　　五月二十日首都知識界大遊行，大隊伍在復興門集合，有人見到平時意氣風發的戴晴，此時顯得有些落寞。有人問起與她一道發起聯署行動的蘇煒，她坦然說：“蘇煒已經疏落我，說我保守。”她拿著“首都知識界”這面旗幟，但遊行的總指揮、報告文學作家趙瑜不客氣地對她說：“回到你自己的單位中去。”　　戴晴五月下旬曾接受日本《讀賣新聞》記者張東夫的訪問，從這篇訪問中可以較清楚發現戴晴對學運的看法。這些“看法”在當時看來是有一些保守氣味，但今天看來卻不無明理之處。她說：學運是應該肯定的。現在的學生有很好的個人素質，可是他們卻缺乏在現在社會進行政治鬥爭的足夠經驗。由於學生缺乏起碼的訓練，因此完全被一種情緒所左右，這是非常遺憾的。 (64memo.com - 1989)　　戴晴認為：“我覺得不能把大學生當政治家來要求。學生表現出來的只是一種情緒。他們只要求把自己的不滿喊出來，造成一種聲勢，讓政府知道人民的態度是什麼就夠了。再下來的一些具體的操作，我覺得就應該由各界人士和政府雙方來一步一步地進行‥‥四月二十八日，學生們就應該去上課了。因為四月二十六的社論壓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按照中國歷來的做法，政府說要鎮壓就會鎮壓的。”“六四”大屠殺發生當日，戴晴說她心情極為悲憤，她絕沒有想到，戒嚴的背後竟是血腥鎮壓。她哀嘆：“把一代精英都賠進去了，這犧牲太大了！”她為政府和學生這場衝突，為雙方連一點相互容忍的修養都沒有，感到傷感。六月五日，她向所在的黨支部遞交了退黨申請。 (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她自認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沒有任何違反戒嚴令的行為。“六四”之後，她經常在家，並總是通過電話向友人回報平安。然而，七月十四日，她被當局拘捕。　　※發表獄中記實又遭非議　　九零年五月九日，戴晴被關押十一個月後獲釋。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她獲釋返家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入獄》在《明報》連載，隨即引起眾多爭鳴文章。　　其中比較尖銳的批評是：這是一幕經過刻意安排，或者精心導演的，由名記者擔當主角的“現代文明戲”，演完了，還要主角自己親自向海外推銷。不管作者是有意還是無心，她已經替北京政權的獨裁統治和高壓政策，充當了義務宣傳員。在戴晴的筆下，監獄是“寬暢美麗的大院”；囚房是“二十平米左右的房間。一切陳設及日用品，應有盡有，而且全部是新的；”監管人員則個個是“謙謙君子”，“好好先生”，“和氣的人”，“樸實的人”，“秀雅的女郎”，“非常帥的小伙子”，“好心腸的司機”。對於了解和蹲過中共監獄的人而言，這樣的監獄簡直是天方夜譚。 (64memo中華富強/2004)　　在文章中，戴晴穿插了自己的一些獨白：“我可能會批評政府；我批評它，是希望它更健全、更強大”；“大民主與開明專制之爭，假若非劃出陣營不可，我則屬於後者”；“我覺得革命（也就是推翻）比維護現有的統治秩序要可怕得多，對中國的損害也大得多。”她批評嚴家其也毫不客氣：“嚴家其之輩的做法‥‥這是一批不知就裏，沒有組織‥‥去攔軍車‥‥頂好犯了硬碰硬的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類持自由派立場的學人，若不及時退步抽身，除非你搖身一變成為一方謀士或傳聲筒，否則除了充當犧牲品或笑柄外，幾乎沒有別的結果”。這些言論在海外人士，尤其是部分流亡人士看來，“的確很不舒服”，於是便自然聯想到戴晴的背景，懷疑其動機。 (64memo中華富強´89)　　戴晴也耳聞了這些批評。她對來訪的朋友說，她只是講出事實，未有任何傾向性，讀者如何理解，那就見仁見智了。況且她談的也僅僅是她本身的遭遇，並不包括其他人，更不是監獄的全面情況。她並透露，八九年十月，新華社擬派員對她進行採訪。當獄方徵詢她的意見時，她當即回絕了。因為她獲悉採訪的記者只有新華社一家，並只對她在獄中的待遇感興趣。戴晴這樣做的理由很明顯，她不希望這篇訪問造成某種誤導。因此，對她《我的入獄》一文的指責，正是她曾力求避免的。戴晴指出，她的專案組由公安部的人員組成，她也是幸運地落在這些“懂行”的人手中，才能不但沒有受到無理對待，反而得到理解和同情。 (六四檔案´89)　　戴晴的記者證被沒收了，卻保留了在《光明日報》的公職。於是，戴晴將研究重點放在民俗文化方面，並與臺灣一家機構合編了一本關於民俗文化的雜誌。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哈佛大學宣佈戴晴是來自世界各地將獲頒聲望很高的尼門獎學金的十二名新聞人員之一。戴晴為此已寫信給江澤民，要求他批准出國。她說，“我非常珍惜這次機會。這是件好事，一件合法的事情，任何人都應獲准到美國領獎。” (六四檔案/2004)　　※“我是一支會唱歌的蘆葦”　　這世界太奇特，變化莫測，我無法給戴晴一個準確的定義。她的背景，她的身份對我來說並不重要，作為她的讀者，我不諱言很欣賞她那些流暢、樸素無華、卻又犀利的文章。文中的理念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但其敏銳、獨特的見解確實令人驚嘆。　　有人給戴晴一個評價：毛澤東是十個指頭彈鋼琴，戴晴是十個指頭捏跳蚤，一下子想做的事情太多，結果做成的卻有限。談起她的工作計劃時，她眉飛色舞，總是要組織一批人幹這件事，要組織一批人幹那件事，自己又要幹這件事、那件事，而且她說出來的事確實都很重要。她十個指頭捏跳蚤，難免捏到這個，跳了那個。在這種情況下，她食言不少，與她共事的人難免要產生各種誤解。有時，她還會說些莫名其妙的想法，無形之中更增加了很多神祕色彩。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戴晴是怎樣評價自己的呢？　　她說，她所持的立場並不是黨性的立場，而是一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立場。她承認她是最軟弱的，不要說用手銬銬她，就是一名警察對她說“你跟我走一趟”，她也會乖乖跟去的。但同時，她認為自己非常堅強，死也不會改變自己的信念。她說，一個西方詩人寫到：“我是一支蘆葦/一枝會唱歌的/蘆葦”。蘆葦是很脆弱的，容易折斷，但卻會唱歌，表達自己的心聲。□ (Memoir Tiananmen - 89)

	網路圖片﹕戴晴上街遊行支持學生反對戒嚴遭呵斥﹐1989年5月22日。
	北大博士生﹕北大博士生反對戴晴﹐1989年5月14日23時。
	戴晴﹕戴晴: 我在八九學運期間的五次失誤﹐1999年6月2日。
	美國之音﹕戴晴陳小雅談六四﹐2000年。
	馬蘭﹕為了忘卻的紀念－－龔小夏戴晴vs柴玲﹐1995年9月。
	胡楠﹕戴晴：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1991年8月1日。
	朱高秋﹕戴晴答問錄－－對沈彤回國的看法/方勵之/“四個父親”﹐2003年10月28日。
	戴晴﹕也談春夏之交﹐1993年1月。
	戴晴﹕我的四個共產黨父親﹐1990年4月。
	晨海﹕戴晴先吃掉了自己的良心？－－斥“天安門事件並非民主運動”謬論﹐2004年4月21日。
	侯一謙﹕自由主義的兩個特徵－－戴晴《我的入獄》讀後感﹐1992年2月1日。
	戴晴﹕戴晴在美國之音評李慎之﹐2003年4月25日。
	戴晴﹕聰明伶俐童玩土－－看李祿傳記電影《移山》﹐1994年9月。
	馬悲鳴﹕誰與國安談過話－－我給戴晴打了個電話﹐2000年7月1日。
	戴晴﹕戴晴在美演講：天安門事件並非民主運動﹐200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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